在改革開放前，內地的商品價格皆由政府制訂，以保障人民皆可以買得起；但價位訂得低的結果是沒法刺激供應增加，在供應短缺的情況下，人民的生活長期沒法改善。以住屋問題為例，解放後的頭三十年，內地根本沒有太多的住房建設，人民的居住環境因人口增加而不斷惡化。相反，當引入市場機制，容許地產商自行訂價後，建屋的速度就大為提高，而質素亦愈建愈好，人民的居住環境得到實質上的改善。
因此，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地產商雖然唯利是圖，但容許他們自利的客觀效果卻對社會有利。相反，若把市場交予「為民請命」的人來調控，效果卻往往是災難性的。
當然，任由價格自由浮動，有時亦會出現偏差。資金的過度流入，有時會令樓價升至某些人沒法負擔得起的程度。這個問題可由政府興建廉租屋去解決；這樣，收入較低的社會基層也不至於會無瓦遮頭。在基層的居住問題得到解決之後，政府就不宜作太多的行政干預，否則只會擾亂市場的自我調節能力。過去，政府為了打擊炒賣，常傾向對短期轉讓的炒家徵重稅；結果只會促使他們去扮長期投資者，令原先在放盤的炒家也要收盤；反而令樓價因供應減少而升得更快。
現實是影響房地產價格的因素非常複雜，很難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去制訂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價格。再者，市場的環境沒有一刻不在轉變，即使有一條可以推算合理價格的方程式，當價格被演算出的時候，它可能已因環境改變而變得不合理了。
在香港，樓價偏低的時候，以家庭入息的中位數的30%去供樓，也足以應付。但當樓價偏高的時候，供樓所需曾高達入息中位數的180%；可見樓價的延展彈性遠比很多人想像中大。此之所以，對樓價所作的種種預測，常在事後紛紛被證明與事實不符。
買樓的人，除了考慮自用的需要外，通常更重視樓宇的投資價值。當價格趨跌的時候，買得起的人，也不一定肯買；但當樓價趨升的時候，人們又賒又借、死慳死抵都要去供樓；一切視乎人們對後市如何估計。
市場是一個極其複雜，不斷演變，互相適應的自組織系統，與其讓個別人士去主觀地判斷何價合理，不如讓所有的參與者以真金白銀去投票。多數人嫌貴，價格自會因需求少而下跌。但當市場上仍有人肯高追的時候，他們自有一套自己的想法，那就讓他們去自食其果好了，旁人不必為他們空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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