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槍桿子裡出政權。」這句話至今仍影響著中共的思想方式。
中共在中國的政權，是靠武裝起義奪回來的。這個歷史令中共有天生的被奪權恐懼症，最怕自己當權的時候有人造反。這種情意結，至今仍主導著中共的管治模式。
自1949年以來，每當中共出現權力被奪的擔憂時，其行為就會變得不理性，甚至無所不用其極。無論是毛澤東時代的「反右鬥爭」與「文化大革命」，還是鄧小平時代的「六四事件」，其根源都是出自領導人對被奪權的恐懼。即便是近期的民族糾紛與香港記者採訪事件，之所以會發展至今天的田地，亦與中共的這種心態有關。
在當權者眼中，有群眾示威，還要求領導人下台，自然是有人想造反，故非加以鎮壓不可。而香港的傳媒，立場一向與中共對著幹，地方的公安部門很自然會懷疑他們會煽動群眾，故有需要一併加以驅散，並乘機讓他們吃點苦頭，受點教訓。
這種做法，在香港人看來，當然是毫無道理，全無需要。連一貫親北京的政黨，今次亦不得不站在記者的一邊，要求北京對事件徹查，還香港記者一個公道。不過，從宏觀一點的角度來看，三個香港記者在內地的遭遇只是小事一樁。有關當局最終願意退讓亦不出奇。我更關心的是廣大中國人民的處境。中共若是在執政六十年後，仍沒有擺脫被奪權的恐懼，中國就很難真正文明起來，中國人民的自由與權利就無法得到真正的保障。
在奪取政權之前，加入中共是要拋頭顱、灑熱血的；因此，參加革命的人，考慮的主要是國家與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個人利益。然而，中共一旦掌權之後，與人民的關係就出現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由為人民去革命，變成為保住政權，而不得不騎住人民。入黨為做官的人，日漸成為黨員成分的主流。咀裡說的，是要保住革命先烈用鮮血奪回來的政權，心中想著的，是如何憑手上的權力去換取更多的個人利益。
現實的情況是：愈有權在手的，就愈有條件作威作福。我們內地的同事，為了工作的需要，要經常去不同的政府部門辦手續，他們稱之為跑「衙門」。把「人民政府」的部門稱之為「衙門」，可想而知，他們遇到的是甚麼咀臉。至於內地的公安部門，更因肩負保衛政權的要職，其權力更加不受制約。被他們視作不是好人的，自然被拳打腳踢，毫無人權可言，即便是去公安部門報案的人，也常被威脅勒索。香港記者的遭遇，相比起來，實屬小兒科。
因此，中共需要檢討的，不只是對香港記者的態度，而是對自己人民的態度。中共建國六十周年了，中共必須明白，槍桿子或許可以出政權，但不一定保得住政權。只有獲得人民認同，為人民授權的政府，才能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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