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而我今年亦是六十歲。這六十年來中國的變化，可謂與我個人的命運息息相關。六十年，在中國稱為一個甲子。甲乃天干之首，子乃地支之首；用天干地支記年期的方式，由甲子至癸亥，凡六十年，視作一個循環。中國人對一個甲子(六十周年)的重視，不亞於西方人對一個世紀(一百周年)的重視，故中國人喜歡在這個重要時刻，回顧過去，展望將來。在國慶日，我也難免浮想連篇。
我是在1949年春於上海出世的，當時上海尚未解放，但國民黨在中國大勢已去。由於國民黨貪污腐敗，管治失控，上海市民大都對它已失去信心，期望著早日變天。所以，我出世時，家裡把我的名字叫做永慶。意思是慶賀中國的內亂可以永遠結束，中國人從此有安樂日子過。
後來，我之所以又被改名為永青，是因為在香港讀小學的時候，父母覺得慶字太難寫了，故改用了上海話與慶字同音的青字，但在我心目中，我一直沒有忘記我名字的原意。
據父親告訴我，解放軍攻佔上海時，市內的戰鬥不多，事前他們根本感覺不到。直到一覺醒來，發覺家門外的馬路上，坐滿了一排排的解放軍，他們靠著牆邊休息，沒有發出過一點聲音，所以上海市民當晚依然可以睡得很好。
上海市民從來未見過紀律嚴明的軍隊，覺得這支軍隊殊不簡單，難怪可以這麼輕鬆就把國民黨趕跑了。不過，亦有市民察覺到這支軍隊，制服不整齊，有些連鞋也沒有著，看賣相不似是真命天子，擔心共產黨不一定可以長期處於領導地位。
現實是共產黨入城後，很快就鞏固了自己的領導地位，並逐步開展社會主義改革。我父親任職的公司，意識到營商環境將出現重大改變，決定遷往香港發展。父親為了維持生計，亦只好隨公司去香港工作。等父親在香港安頓好之後，才接我和媽媽去香港生活。而香港亦成了我的第二故鄉。在我六十年的生命裡，有五十多年是在香港度過的。若不是中國出現了一個共產政權，我可能不一定會與香港結緣。
我自小學一年級開始，就在香港受教育。當年大概只有六歲左右吧；但小小的年紀，我已對在香港受外族統治非常敏感，內心一直燃燒著一股反殖民地的烈火。就是這股無法抑遏的情緒，一直影響著我年青時候的很多人生取捨。反殖令我特別關心祖國的前途，渴望中國能早日強盛起來，結束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這種想法明顯與身邊的香港人極不一致，但亦自小就養成了不受身邊群眾左右的能力，可以「雖千萬人，吾往矣！」我的潛質之所以有較好的發展，離不開心中經常有祖國的呼喚。這些都是很多缺乏民族主義的香港人不易感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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