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人普遍有個感覺，就是社會可以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少了。很多人因而對未來的生活感到無望。在這種環境下，人們很容易把自己的得失歸咎政府政策的不當，令社會上充滿怨氣，妨礙了政府的正常施政，對社會的長遠發展有負面的影響。
孫子說：「勝可知，不可為。」意思是說，我們只能知道這場仗能否打得贏，但不能在短時間裡把一場打不贏的仗變成打得贏。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知道，為何社會向上流的機會少了，但亦沒法創造出更多的機會。
過去，香港之所以有這麼多向上爬的機會，是因為當時我們的社會進步是全方位的，社會的上上下下都能得益。但今天，我們已發展至資本主義社會的最高階段─金融社會，上面已沒有發展空間，除非香港可以成為全球自由經濟的領導者，令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突破性的發展。不然的話，所謂社會的向上流動，其所反映的，亦只不過源自個別人士的特殊智慧與分外努力罷了，而非源自社會的整體性的轉型，前者的規模一定小於後者。
早年的香港，大部分是從大陸來港的難民。他們從計劃經濟的社會來到一個市場經濟的社會，當然覺得香港社會充滿機會，可以憑個人努力不斷改善自己的生活。如果我們容許北韓人移民來香港，他們一樣會覺得香港充滿機會。不要說北韓人，你只要去尖沙咀重慶大廈走一個圈，就知道全世界有很多人都覺得香港充滿機會，否則他們何苦千里而來，留在香港做非法居民？香港對他們依然充滿吸引力，只是香港人習以為常罷了。
香港過去的轉型，無論是走向輕工業還是走向服務業，都是全社會的，人人有份參與，大家都得跟著社會一齊變，亦有條件跟著一齊變。一旦轉型成功，大家都會覺得自己在進步，並在生活得到實質上的改善。在這種環境下，人們的心態自然顯得樂觀，對未來亦充滿期盼，對政府的施政自然較少怨言。
然而，當香港走向金融業的時候，則並非社會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參與，得益者只是一部分社會上的精英。統計數字顯示，近年香港的工資趨勢有兩極分化的跡象，高收入者的工資增長得很快，但中低收入者卻停滯不前，甚至有往下移的趨勢。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香港中低收入者所提供的服務其可替代性甚高，在全球化之下，很多工種都流失去其他工資更低的地方，以至他們不得不集中在一些本地需要的服務上搶工作，令工資的水平每況愈下。
依我觀察，這種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至今尚未完成，即是說中低收入的工資水平還會下移，非訂定最低工資之後就可煞停。在這種情況下，中低收入者眼見高收入者與自己的生活差距日漸拉闊，自然覺得社會對他們不公平，對政府很多不滿。然而，政府究竟還有甚麼可做呢？這個問題留待明天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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