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的向上流動能力弱了，除了因為香港在經濟上已發展至國際一級水平外，還因為香港人的質素亦比前下降。
過去的香港人，大部分是外來移民，他們不一定很有學識，卻不乏膽識。他們中不少是從內地偷渡來港的。偷渡是要冒風險的，敢偷渡的人，通常都得有勇氣，在困難面前不會輕易退縮。他們的心理質素應該比嬌生慣養的新一代青年人好。
當年偷渡的人，不少是游水過來的。他們抱住個籃球，望著遠處的燈光，以不太熟練的泳術，就一躍而下游向香港。中途有被水流沖走的、有被鯊魚吃掉的、有體力不繼的；能抵達香港的，不但要有體力，還要有堅強的意志力。
當年來港的移民，並不是看中政府提供的福利(當年其實甚麼福利也沒有)，而是看中香港有更多的自由選擇。他們知道，在香港，他們有機會自力更生，他們的努力所得，會受到法治制度的保障。他們願意從做苦力開始，死慳死抵，積點資本，將來自己做生意。現時不少社會上的成功商人，都有這樣的經歷。
在那個年代，願意拋身出來做生意的人是被尊重的；社會上的青年人，多喜歡以成功的商人，作為自己的學習榜樣；仇商的情緒，遠沒有今天那麼嚴重。甚少有人會把自己在生活上的不幸，歸咎於商人的奸詐或政府政策的失誤。人們傾向先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去解決問題，而不是一味尋求外界的援助。
在這種心態下，社會上反而不斷有人成功地往上流動，而社會經濟亦因而不斷有發展的動力。以香港一個人口只有幾百萬的城市，我們在輕工業生產上，有不少都是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這些奇蹟，很多都是由名不見經傳的內地移民創造出來的。
可惜，新一代的香港人，生活環境雖然比上一代大有改善，讀書的機會也比前多了，但嬌生慣養卻令他們的求生意志也退化了。新一代的年青人，受小小挫折就怨天怨地、要生要死，讀完書仍不想去工作，寧願留在家裡上網打機，做隱蔽青年，試問在這種心態下，社會的經濟發展何來新的動力。
香港過去的經濟轉型，皆不是靠政府去指引的，而是由民間自己去探索出來的。但新一代的香港人卻不想去冒風險，他們希望畢業後，政府可以幫他們提供工作機會，最好規定給他們比市場更高的工資。他們覺得出社會工作三、五年後，就應該有條件買樓。如果買不起的話，政府就得多建一些廉價的居屋。
然而，靠政府政策照顧的生活，只會走向公平齊一，不可能有個人的突破與向上。政黨只能為我們爭取齊一的最低工資，而不是高人一等的報酬。靠政府的房屋政策，也不可能讓人人入住豪宅。香港人要向上流動，先要調整自己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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