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人民公社路線，其實從未成功過。劉少奇為了避免禍患惡化，只好背地裡搞三自一包——讓農民有「自留地」，解決自己的生活所需；讓農村有「自由市場」，農民可以互通有無；農民需要「自負盈虧」，減少國家的補貼；同時把集體的生產任務具體地分配給每個農戶，稱為「包產到戶」。這些做法實質上就是要減少人民公社中的集體經濟的成分，與毛澤東的原意背道而馳。毛澤東要發起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拉下馬，就是為了這個原因。
到鄧小平進行改革開放時，他做得更為徹底。表面上土地雖為集體所有，但實體上已全部分給農民自由使用。農民除了不可以把土地自由買賣外，可以自行決定在土地上種甚麼、養甚麼，收成全歸農民所有。這種安排的確大大地調動起農民的個人積極性，令中國農村的生產力大大提高。因此，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農民的生活的確大有改善，成效比城市裡還要明顯。
然而，隨著時間的過去，個體生產的缺點也就日漸暴露出來。土地由個人承包之後，為了分配公平，不得不進行不規則的切割，分得十分零散，令機械化與自動化的優勢沒法展現。人民公社縱有諸多不是，但卻集合了農戶的力量，搞了很多農村的基本建設，尤其是水利設施。個體戶根本沒有條件自己去建水庫，搞引水道網絡。現時這些水利工程都日久失修，缺乏管理，若要匯聚集體的力量去加以重建，已沒有公社時代的那種條件，在基建問題上，很多農村都在吃老本，但這些老本已所餘無多了。
右派的經濟理論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辦法，是讓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這樣，土地就會落入少數有辦法善用土地的人的手上。他們就有條件進行大規模的生產，有資源去搞水利工程，令農業生產可以走上自動化，科學化的康莊大道。
不過，這樣一來，大量教育水平不足的農民，就可能因一時的經濟困難，把國家分給他的土地賣了給別人，變成沒有土地的農民。平時或許尚可以出城打工，但經濟一差，那就想返鄉下耕田也沒有機會，勢必造成社會問題。因此，中央政府一路在農村的土地問題上，一直堅持不許隨便轉讓的原則。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進一步提升農村的生產力，最好是協助農戶自行組織起來，成立一些合作社性質的組織，以維護大家的共同利益。這種情況在荷蘭與以色列都很普遍，值得拿來借鏡。
農民有了合作社之後，就可以集中資源做一些對大家都有利的公共建設，在生產上作一些合理的分工統籌，並以統購統銷的方式進行集體談判，避免給大財團欺負。此外，合作社還可利用集體的力量進行財務安排與科技研究等。這些都是中國農村所急切需要的。我希望我的基金可以參與這方面的推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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