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與一些基層的民眾接觸時，都不約而同地聽到一種聲音，就是香港也應該像美國一樣徵收「巴菲特稅」──向富人徵多點稅。
我告訴他們，美國其實尚未開始徵收這種稅，奧巴馬只是有這個構思，還待變成具體的法案，再交國會通過。但以現時國會內共和黨議員佔優的情況來看，這個方案獲通過的機會不高。所以我們尚不能說要學美國那樣。
其實，巴菲特提出意見，煽情有餘，理據不足。他以為自己交稅的稅率比他的員工還要低作例子，認為美國對有錢人過度溺愛。但現實是美國在薪酬稅與利得稅方面已行累進制；即是說，工資收得愈多的個人，與盈利能力愈高的公司，就得交愈高的稅。巴菲特交稅的稅率低，是因為他的收入主要不是來自工資，而是來自股息與資產增值。而向股息與資產增值所徵的稅，一般都會比工資與利潤為低。巴畢菲特可以用較低的稅率來交稅，應是他的稅務顧問為他作的安排(美國稅制太複雜，普通人不靠顧問，不懂得填稅表)。他只要在公司出多一點工資，少拿一點認股權，就可以交高稅率，不用搞到要改整個國家的稅制。
再者，他的建議十分模糊，根本不清楚他是想增加薪俸稅與利得稅累進的跳幅，還是想把股息稅及增值稅的稅率加到與薪俸稅及利得稅一樣。如果是前者，有錢人一樣可以用慣常的伎倆來避稅；但如果是後者，則會對稅務概念造成嚴重的衝擊。
在稅務概念上，工資與利潤應屬於第一性的稅務，而股息與資產增值則是第二性與衍生性的。一般國家的稅制，會先對第一性的經濟活動徵稅，當徵了一次之後，就會對衍生性的收益徵少一點。香港就只行單一性的稅制，即對第一性的收益徵稅後，就不再向衍生性的收益徵稅。
香港的富人，個人交的稅不多，是因為他們持有的公司已交了很多稅。於社會而言，他的投資已對社會作出了貢獻。如果要在他們收取股息時再徵多一次稅，他們就會問，為何同一項經濟活動，徵了一次稅還不夠，還要徵第二次？這會打擊他們的投資意欲。
代表基層利益的團體可能會說，社會不應只顧資本家的投資意欲，而不理貧苦大眾的死活，香港已貧富懸殊得這麼嚴重，政府若不透過徵稅的手段去加以平衡，只會造成社會動亂，對營商的環境更加沒有好處。再者，香港的稅率現時尚很低，資本家在香港仍很容易賺錢，不用擔心加多一點稅他們就不在香港投資。
社會上很多人都接受這套想法，於我個人而言，我也不介意交多一點稅。問題是並非所有的有錢人都這樣想。根據統計數字，香港的再投資比例有減弱的趨勢，若進一步惡化，對窮人更沒有好處。有錢人可以到別處去賺錢，但窮人只能在本地謀生，若本地經濟增長放緩，窮人一定是受害者。
況且，香港現時的稅制與美國相差很遠，不要說跟奧巴馬的新方案，就算是學現有的，也得有很大的改動。這種經濟生態環境的大改變，足以造成重大的社會震盪，社會宜先作評估，不可草率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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