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文談到，中共在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時，做得比西方成功，令經濟持續增長的能力比西方強。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共一黨獨大，其他的所謂「民主黨派」，都只是中共的附庸，只能對中共的政策搖旗吶喊，表示支持。再者，中共要求全黨服從中央，中央領導人只要說一句，就立即可以變成國家的政策，地方政府都得全面配合。因此，每當宏觀環境出現變化時，中共可以很快有應變策略，出招快，落藥重，所以見效比較快。
內地雖有「政不出中南海」的說法，但這只是一種挖苦中央指揮能力的說法；地方政府若是真的對中央陽奉陰違，就會落得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一樣的下場。上海是全國經濟能力最強的地方，本來最有討價還價條件，陳良宇又屬江澤民派，一樣地位不保。此之所以，之前有些地方政府想放寬對樓市的調控，早上出政策，中央一個電話，未到黃昏，政策就得收回。可見中央的政策是不會出不了中南海的。
相反，西方的民主社會要在施政上回應客觀環境的轉變就顯得較為緩慢。執政黨要推行新的政策，先得通過議會。而議會內在野的反對黨，必定會例行加以阻撓，逼執政黨先得向社會諮詢，在爭得社會共識時，才可借群眾向反對派施壓，逼反對派讓路。這個過程費時甚長，以至到政策可以推行時，已事過境遷，為時已晚。奧巴馬想加富人稅，講了超過一年，還未落實。有心避稅的，早已部署妥當了。
現實是整個議案的通過程序都得公開進行，人們對政策的影響早有理性預期，並作出應對部署，以至政策在推出時已失去震撼性，效果因而大打折扣。
美國的情況還好，因為美國是一個統一的聯邦政府，可以推行全國性的施政。但歐洲政府就麻煩了，歐元區用同一樣的貨幣，卻沒有統一的政府。歐元區若要推行甚麼新政策，單是歐洲議會通過還不管用，各國政府還得分別回國爭取自己國家的議會通過。有時，有些政府由於得不到本國人民支持，還因此而下台，以至歐洲議會通過的決議，最終卻沒法落實。
歐債危機本來沒有美國那麼嚴重，但由於歐洲各國都有本國的選民要照顧，以至解救方案遲遲未達協議，累到病情不斷惡化，危機由希臘蔓延到意大利，再去到西班牙，令全世界都因而受困擾。
中共的威權政治雖然效率更高，但人民在政策制定時沒有機會參與，對領導人的取捨沒有機會監督，領導人一旦出了嚴重的錯誤，就沒有機會修正。如果中央再出現一個毛澤東，人民就要吃第二次苦，人民要付出的代價，遠比宏觀調控效益偏低大。這是中國模式最大的缺陷。為了避免這種風險，很多人寧願選效率雖低但風險也較低的西方式民主。最好當然是能夠找到一種兩全其美的折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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