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談論了中國模式的本質，與中國模式的某些特殊性。但談論中國模式，不能不談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模式的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所謂中國模式，基本上是指中國社會從農業走向工業化的發展模式。中國自清朝洋務運動開始，已想走工業化的道路，而中共本身亦是中國走向工業化過程中的產物。但在解放後毛澤東當權的那段時間，中共基本上是在妨礙中國走向工業化。毛澤東主張「抓革命，促生產」，但他搞的革命的結果，是生產大受破壞。文革時期，他竟然要求城市青年上山下鄉；但要搞工業化應讓農民出城打工，而不是叫城市人下鄉務農。這簡直是逼歷史走回頭路。
但我們亦得承認，中共在解放初期曾搞了不少重工業與基本建設，這些都是靠國家力量，把分散的民間資源集中起來，才辦得成的。沒有這些基礎，鄧小平要改革開放就不會那麼容易見效。
以印度為例，印度雖沒有毛澤東式的倒行逆施，但由於缺乏由政府推動的基建與重工業，印度的經濟發展速度仍及不上中國，而且很容易受發達國家經濟放緩所拖累。照道理，印度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自由度都比中國強，但印度的適應經濟環境轉變能力卻比中國差。按聯合國的標準，印度仍是貧窮人口最多的國家，很多人仍要捱餓；但中國卻是脫貧速度最快的國家，大部分中國人的物質生活，在這30年間，都有長足的改善。
中國模式的特色是「兩條腿走路」，既有利用無形之手(自由市場)，亦有利用有形之手。鄧小平放寬人口流動，容許私人辦企業，引入市場機制，是在利用無形之手。但中央手上有國企，掌控着金融、重工、電訊等重要行業，既可保障民生，又可調控經濟。
金融海嘯揭露出來的事實證明，大企業的所謂專業管理人員，無可避免會借助企業的龐大社會影響力，以權謀私，最後要整個社會都付出代價。大陸的國企領導人，一樣會以權謀私，而且貪腐的程度遠比西方國家嚴重。不過，國企仍得接受國家調控，中央要遏通脹，就可以限制國企加價；中央要發展節能產業，就可以要國企蝕本生意也得做。因為國企的高層管理人員都是中央任命的，不敢不聽從中央的指令。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一直在對宏觀的經濟情況進行調控，以發揮有形之手的功能。初期成效一般，被譏為「一放就亂，一收就死」；但逐步技巧成熟，學會了逆經濟手段——在經濟增長快的時候，加息、抽緊銀根，予以遏抑；在經濟放緩時，減息、增加政府投資，以增動力，成效令西方經濟學者也感到詫異。中共有這麼強的調控能力，全靠一黨獨大的威權政治。這個問題得留待下次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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