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法院法官林文瀚裁定：外傭在港工作的時間，也可被視作「通常居住」在香港的時間，按基本法，只要這段時間超過7年，外傭也可以像其他海外來港工作人士一樣，申請成為香港的永久居民。雖然，原有的外傭入境條例規定，外傭在合約期滿後需返回原居地；但這項要求有違基本法。基本法的憲法地位，高於本港自己的立法。所以，法庭只能按基本法作判決。
從法理的角度而言，我認同這個裁決，因為基本法24條並沒有界定哪些國族、哪些工種可以例外處理，所以法官也只好一視同仁。但香港民意的取態，似乎大都不贊成讓外傭有居港權。香港並非我一個人的香港，社會只能按大多數港人的取態去做。
基本法在制訂的時候，考慮的都是一般性的大原則。基本法24條的精神，是想讓香港繼續做一個國際城市，希望那些一直在香港做生意、做公務員，或只做普通打工一族的，都能安心留港，不用擔心回歸後，他們的身份會變。而最能令他們安心的，是只要他們在港「通常居住」夠7年之後，就可以獲得居港權。香港能夠平穩過渡，基本法24條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因此，我個人並不認同那種保護主義式的排外情緒。
然而，人也不能無視現實。香港與外傭的原居地存在著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異。即使外傭原先沒有來港定居的打算，但當她們知道成為香港人之後，她們可以拿到這麼多的福利，她很可能會改變初衷。
想透過投資移民獲居港權，要投資超過1,000萬港元，外傭甚麼都不用付，就可以獲居港權，她們怎會不考慮？成為香港人之後，她們可以申領公屋，可以拿最低工資，可以獲接近免費的醫療(有非港人為了留港醫長期病患，不惜犯法坐監，足見香港的醫療福利多吸引)，子女可以受免費教育，有困難的時候還可以申請綜援，有時還有錢派；計完條數之後，她們應不難作出理性的選擇。
外傭的家人現在雖在原居地，但她們很快就可以申請配偶、子女、或年長的父母來港。當她們的父母有居港權之後，又可以申請他們的其他子女來港。而這些子女也會有配偶，發展下去，香港很難承擔得起。此之所以，即使是最講人權的國家，也不得不對外國來的移民有所限制。這些限制，從某個角度來說，都帶有種族歧視或經濟能力歧視的性質，但礙於現實上的考慮，也不得不這樣做。
在這種情勢下，無論是香港民間或者政府，都會盡一切努力阻止外傭獲得居留權。政府為了不想動不動就釋法，會先行上訴；但如果上訴也失敗，最終也會要求人大釋法。人大是立法機構，在考慮問題時會與香港的法庭不一樣。香港的法庭只能按法律的條文判決；但人大就必須考慮社會現實。屆時，香港的外傭很難有機會真的會獲居港權。有心為外傭爭取權益的人，應找一些真有機會做到的事情去做；現在搞到上下折騰，結果仍可能徒勞無功。
(轉載自
1 則留言:
公民黨在外傭一案中，把平等的理想蓋過社會長遠的承擔能力。
菲傭爭取居港權用的公義法則(主要是自由主義-John Rawls, 1921-2002)是有限制的。
Michael J. Sandel 在＂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中，引用Alasdair MacIntyre的After Virtue，人生就好比一趟敘事的求索之旅（人是敘事者而不是自願者。）來說明社群主義。
如果人人皆為某國公民，同胞之間的特別義務就不構成問題，至少就正義要求而論是不會。
但是，在富國窮國天差地遠的世界，社群的道義要求就會抵觸到平等的道義要求。
開放如美國也不能不限制移民。
Michael Walzer在＂正義諸領域＂書中道：社群獨立的核心就是管理成員資格的能力，為接納與拒斥設定條件。
Michael J. Sandel沒有給出解決方法。他只提出移民議題在富國中往往是燙手山芋，反映的正是這種緊張。（社群的道義要求抵觸平等的道義要求。）
我只是想指出各政黨提出的意見，在Michael J. Sandel的書中（或在美國國會中）都有討論過，也有意見背後的理論。
Immanuel Kant的自主意志和John Rawls的自由主義加上Alasdair MacIntyr的敘事者，這樣就有以下三類道義責任：
第一， 自然責任：有普世性，不需經由同意
第二， 自願義務：有特殊性，需要經由同意
第三， 團結義務：有特殊性，不需經由同意
我想知道的是我們在菲傭申請權中有沒有道義責任？就以上三點來看，是沒有的。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