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奧巴馬向美國銀行業開刀的其中一項原因，是美國的大銀行在依靠公帑才剛得以活命的時候，竟不顧人民的感受，又再大發花紅。
據行內初步預計，美國的四大銀行，花旗、美銀、摩根士丹利與高盛，只有高盛的盈利可觀一些，花旗與美銀則尚處於虧損狀態，它們合起來的利潤才三百多億(美元)，但發出的花紅總額，卻合共一千一百多億。驟眼看來，這樣的派發比例實在不合理。
銀行界的解釋，是他們與員工之間的報酬合約是一早訂好的，不能因為金融海嘯而悔約。再者，銀行即使在整體而言要虧損的情況下，亦不等如沒有部門賺錢，賺錢的部門不能不發花紅。
此外，銀行界的報酬制度，不是個別公司有條件隨便去改動的。個別公司如果不遵照市場的常態去做，有競爭力的員工就會流失，公司就有機會被淘汰，而市場的常態亦不會因而改變。
這只是銀行界自己的解釋。出現賺少派多的不合理比例，正正反映了原有報酬的不合理性。現實根本不容許要倒閉的公司也可以發花紅。因此，制訂花紅分發準則時，應有一個前提，就是公司一定要在賺錢。否則，發出去的就不應叫做花紅，而是工資及佣金了。
美國的銀行，股票分散，小股東很難聯合起來，有組織地影響公司的經營模式，以致決策權基本上落在一批高層的管理人員手中。他們為自己度身訂造了一套，只有分享，而不用分擔的報酬制度。變成下屬部門賺錢的話，上級部門就層層分享，下屬部門虧損，帳就掛給股東；沒有分得花紅時，已視作對管理人員的懲罰。結果，一些跨部門的管理人員，即使他屬下的部門合起來虧損，但他們一樣收到賺錢部門的進貢。
這種安排，會鼓勵銀行進行高風險的投機活動。因為高風險才能賺大錢，賺了大錢，大家就可以狂分。當然，高風險亦有機會蝕大錢，不過蝕錢就入股東數，管理人員不用分擔；要分擔，他們亦分擔不起他們所造成的天文數字的虧損。當股東也揹不起這樣的虧損時，這帳就只好交給整個社會去承擔了。
這種安排明顯偏袒社會的精英階層，對廣大人民十分不公平，但西方社會卻長期容許這種結構性的掠奪合法化，這才是真正的「官商勾結」。
這種模式對人民的掠奪，每年涉及的資金可以上千億美元(逾一萬億港元)，相比第三世界的所謂結構性貪污，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西方傳媒對銀行界這種結構性的掠奪，一般都採取相對包容的態度，即使有批評，也只是輕描淡寫，並沒有如查水門事件那樣窮追猛打。
有些甚至還以自由市場應容許銀行自訂報酬方式為理據，反對政府干預。西方傳媒這樣的取態，令人覺得西方的文明，在公民社會的外衣下，其實一樣是精英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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