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29日星期五

C 觀點 : 為何不坐商務客位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3489.aspx

上內地公幹,在機上遇到一個行家,剛好坐在我的鄰座。

 

一坐下來,他就向我道賀,認為我們的集團去年有75(港幣)的收入實在了不起。他說,他自己也做地產代理,做來做去都只是一舖公司,一擴充就問題百出,真不明白我是怎樣去管理兩萬多員工的?

 

我說,要管理兩萬人當然難,但我從來沒想過要管他們,我想的只是如何能幫他們做得更好,讓他們在人生道路上各有所得,所以對我來說,從來都不存在「如何管」的問題。

 

他似明又不明地看了我一會,突然把話題一轉,問我為何不坐商務客位?

 

我身高六呎一吋半,坐在經濟客位裡的確感到有點侷促。但我只是在與家人旅遊時才坐商務客位,公幹則一律坐經濟客位。

 

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選擇,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我們現時的業務主要集中在內地,飛機的航程一般只有兩三個小時,只要帶本書去看看,機上的時間不難打發。

 

第二,我覺得做人應該能屈能伸;先要能屈,才能儲存伸的力量。一個人應該有足夠的EQ,在需要屈的時候,能調節自己的情緒,去適應一下一時不太自如的環境。我曾遇過一個不滿公司要他坐經濟艙的行政人員,在航程中不斷埋怨公司,情緒極度低落。

 

他用盡神經系統的每一個細胞去感受自己的委屈,讓自己幾乎精神崩潰。我常以此為鑑,覺得坐經濟艙是一個鍛煉EQ的好機會。

 

第三,我常在公司倡議,要保持公司小的時候的節儉作風,我應該以身作則,盡量為公司節省資源,如果我不帶頭去坐商務客位,我下面的人相信也不敢亂坐。這樣,公司每年就可以省回一大筆出差費。其實,世上大多數人乘飛機都是坐經濟客位,不搞特殊化是我們公司的文化特質,我不想在這個問題上破例。

 

第四,我之所以能吸引這麼多員工加入中原,是我真的在日常工作上有為員工的利益著想。我們的集團現在已全面推行盈利分享計劃,每一個員工,無論是司機還是前台接待員,都可以按既定的機制分享公司的盈利。如果高層的管理胡亂花費,等於吃掉公司的盈利,將直接損害基層員工的利益。因此,我覺得高層管理人員都需要克己復禮,這樣才能贏得基層的擁戴。

 

第五,「留有餘地」是一項重要的戰略心態,既是致勝之道,也是生存之道,比政府常掛在口的“proactive"實際很多,而且不難做到。

 

我們只要在有條件做某些事情的時候,也忍一忍,用次一檔次的資源去應付,那我們就可以有多些積累,在遇到突發的惡劣環境時,就可以有剩餘力量去應急。

棄坐商務客位是這種戰略心態的具體表現。

(轉載自2010129am730C觀點)

 

2010年1月28日星期四

C 觀點 : 從代保管變自行投資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3440.aspx

有讀者問我,為何一向支持自由經濟卻贊同政府對銀行業進行嚴格的監管?答案很簡單,因為銀行動用的,主要是存戶的錢;如果動用的是股東的錢,我就不會贊同政府的干預。

 

銀行的前身是銀號,它的主要功能是替他人保管財富。那個年代尚未有貨幣,財富就是黃金、白銀。財富多的人,覺得財富放在家裡不安全,可能招來殺身之禍,所以託有力而可靠的人代為保管。銀號就是應這種需要而產生的。

 

初時,把金銀放在銀號的倉庫裡代為保管是要收費的,銀號的收入就是這種保管費。銀號收了別人的財富後,會發出收條,以證明某某在銀號裡存放著多少兩黃金或白銀。這些收條後來就發展成銀票,可以用來買賣商品或換取服務不必再用真金白銀來交易。鈔票就是這樣產生的。

 

由於銀票廣為接受,存放金銀於銀號的人拿到銀票之後已可在外面做買賣,甚少會回來提取真金白銀,即使間中有人來提取,亦不會一起來。銀號覺得這筆財富放在倉庫裡實在太浪費,於是就把其中一部分拿出來借給別人,收取利息,作為保管費之外的收入。後來,銀號發現,來自利息的收入遠比保險費多,覺得應設法吸引多些人存放財富在自己的倉庫裡,這樣才可以增加自己的放貸能力,增加利息收入。於是銀號之間為了競爭,就開始減收保管費,到免收保管費,甚至倒過來願意付利息與存戶。銀行業為存戶提供利息的運作模式就是這樣發展出來的。

 

由於向銀行借貸的人,需要的只是一張銀號發出的銀票,無需拿走倉庫裡的真金白銀,銀號發覺根本無需按倉庫裡的存量作為放貸的上限,放多了也不會影響運作。結果愈放愈多,令存戶需冒的風險愈來愈大,財富失去了應有的保障。

 

現時的銀行業務,已超過收取存貸的息差,而發展至發行衍生工具與參與私募基金,這些業務利潤很高,但風險極大,一旦市場環境出現結構性的轉變,存戶的財富可能全盤損失,銀行在進行這類生意之前,是否有考慮過存戶的意願,雖然,按現有的法律,銀行在按時付出利息之後,就可以自行處置存款;銀行與存戶之間並不存在著代理人與委託人的關係。但從銀行業發展的歷史來看,銀行在開始時確有受託的身份的,只是在後來的演變中才不知不覺中被淡化的。在一般小存戶的意識中,銀行仍有為他們保管財富的功能。此之所以,不少國家的政府都會為存戶提供一定數量的存款保障,而社會輿論亦會促使銀行還款給買了雷曼債券的存戶。反映現有的法例與社會的共識並不一致,在法例修改之前,政府有必要加強對銀行業的監管,以免存戶的利益失去保障。

(轉載自2010)128am730C觀點

 

2010年1月27日星期三

C 觀點 : 美銀行的花紅發多了嗎?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3401.aspx

促使奧巴馬向美國銀行業開刀的其中一項原因,是美國的大銀行在依靠公帑才剛得以活命的時候,竟不顧人民的感受,又再大發花紅。

 

據行內初步預計,美國的四大銀行,花旗、美銀、摩根士丹利與高盛,只有高盛的盈利可觀一些,花旗與美銀則尚處於虧損狀態,它們合起來的利潤才三百多億(美元),但發出的花紅總額,卻合共一千一百多億。驟眼看來,這樣的派發比例實在不合理。

 

銀行界的解釋,是他們與員工之間的報酬合約是一早訂好的,不能因為金融海嘯而悔約。再者,銀行即使在整體而言要虧損的情況下,亦不等如沒有部門賺錢,賺錢的部門不能不發花紅。

 

此外,銀行界的報酬制度,不是個別公司有條件隨便去改動的。個別公司如果不遵照市場的常態去做,有競爭力的員工就會流失,公司就有機會被淘汰,而市場的常態亦不會因而改變。

 

這只是銀行界自己的解釋。出現賺少派多的不合理比例,正正反映了原有報酬的不合理性。現實根本不容許要倒閉的公司也可以發花紅。因此,制訂花紅分發準則時,應有一個前提,就是公司一定要在賺錢。否則,發出去的就不應叫做花紅,而是工資及佣金了。

 

美國的銀行,股票分散,小股東很難聯合起來,有組織地影響公司的經營模式,以致決策權基本上落在一批高層的管理人員手中。他們為自己度身訂造了一套,只有分享,而不用分擔的報酬制度。變成下屬部門賺錢的話,上級部門就層層分享,下屬部門虧損,帳就掛給股東;沒有分得花紅時,已視作對管理人員的懲罰。結果,一些跨部門的管理人員,即使他屬下的部門合起來虧損,但他們一樣收到賺錢部門的進貢。

 

這種安排,會鼓勵銀行進行高風險的投機活動。因為高風險才能賺大錢,賺了大錢,大家就可以狂分。當然,高風險亦有機會蝕大錢,不過蝕錢就入股東數,管理人員不用分擔;要分擔,他們亦分擔不起他們所造成的天文數字的虧損。當股東也揹不起這樣的虧損時,這帳就只好交給整個社會去承擔了。

 

這種安排明顯偏袒社會的精英階層,對廣大人民十分不公平,但西方社會卻長期容許這種結構性的掠奪合法化,這才是真正的「官商勾結」。

 

這種模式對人民的掠奪,每年涉及的資金可以上千億美元(逾一萬億港元),相比第三世界的所謂結構性貪污,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西方傳媒對銀行界這種結構性的掠奪,一般都採取相對包容的態度,即使有批評,也只是輕描淡寫,並沒有如查水門事件那樣窮追猛打。

 

有些甚至還以自由市場應容許銀行自訂報酬方式為理據,反對政府干預。西方傳媒這樣的取態,令人覺得西方的文明,在公民社會的外衣下,其實一樣是精英操控。

(轉載自2010127am730C觀點)

 

2010年1月26日星期二

C 觀點 : 銀行沒理由自行坐盤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3363.aspx

奧巴馬想限制銀行坐盤──利用自己的資金進行投機炒賣,這是天經地義的要求。我不明白,為何銀行界對此要求竟公然反對;而一向樂於為民請命的傳媒,卻不敢為小存戶的利益發聲?

 

我們在香港做地產代理,專業的程度雖遠不如金融界,亦清楚知道,作為代理人,在為客戶提供服務的時候,要避免從事與客戶利益相衝突的事宜。我們如果要買賣樓宇,有責任向客戶宣示,好讓客戶知曉,在是項交易上得自行保護自己的行益,不宜再依賴代理。但銀行界卻原來經常自己做莊,中間賺取差價,而不習慣把真相告訴客戶。

 

七八十年代,香港尚有地產代理,以類似的方式,在市場上自行入貨,以賺差價的方式,作為經營之道;但自從監管局成立之後,這類經營方式已被取替。想不到在影響民生更甚的銀行業,至今仍在容忍這類操弄客戶的經營方式。

 

銀行的資金,其實主要來自存戶。現時的法例,容許銀行按自以為最恰當的方式去處理客戶的存款,以謀取利益,作為派息的來源。銀行可以把錢借給別人做生意或買樓,亦可自行投資,甚至是炒賣股票、外匯等。

 

有些銀行,眼見要客戶委託他們去投資不一定成功,與其這麼辛苦,不如直接拿客戶的錢去炒賣。這樣雖有一定的風險,但是不用事先得到客戶委託,工作起來方便很多。而且,若然賺了錢,就可以大派花紅,不必事先徵得客戶同意。銀行的proprietary trading(坐盤)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幹起來的。

 

一個地產代理,如果他在提供地產代理服務的同時,還大量進行樓宇炒賣,那不管他有沒有向客戶宣示,社會亦會認為這是一種不規範的經營模式,一定會與客戶的利益相衝突。因為,客戶對市場的認識,主要來自代理提供的資訊。如果代理想入貨,他一定會傾向提供負面的信息,好讓客戶願意割價出讓手上的物業。如果代理想出貨,他一定會傾向散播利好的消息,以誘使客戶去接他們手上的貨。因此,地產代理如經常在市場上參與炒賣活動的話,一定會為行內所不齒,並會遭到社會遣責。但我們的銀行業都恬不知恥,還要堅持認為自己有權參與炒賣。

 

其實,銀行坐盤的最不妥當的地方,並不在於他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誤導客戶,而是他會為客戶的存款帶來不必要的風險。客戶把錢存入銀行,收到的利息非常微薄,目的是求安穩。但銀行卻用這些錢去做高風險的投機。結果,一場金融風暴就足以把多年的利息收入加上本錢一鋪清袋,之前新加坡霸菱與法國的法興之所以會出事,亦皆因銀行自己坐盤。因此,社會實有需要限制繼續做出損害存戶利益的事。

(轉載自2010126am730C觀點)

 

 

2010年1月25日星期一

C 觀點 : 奧巴馬惡鬥華爾街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3327.aspx

美股連跌三天,創下去年三月以來最大的跌幅,有傳言是投資銀行拋股自殘,以警告奧巴馬莫收緊對華爾街的管制。否則股市一旦崩圍,經濟復甦亦會無望,前階段政府救市的努力可能因此而前功盡廢。

 

事緣奧巴馬日前宣布︰為了避免金融海嘯重來,有需要限制大型金融機構的高風險投機活動,以免一旦出事,又要動用公帑去打救這些不負責任的金融機構。

 

奧巴馬建議要修訂的地方包括︰1.限制銀行利用自己資金自行坐盤買賣,而非只是代表客戶執行交易。2.禁止銀行擁有或資助對沖基金與私募基金。3.為銀行的存款設立10%的市佔率上限,以免銀行變得太大,一旦有事,政府非出手相救不可。

 

這些措施若果真的落實,銀行業的活動空間一定大幅減少,利潤也永無機會回復到金融海嘯前的水平。因此,銀行股的股價回落不是沒有道理的。不過,奧巴馬此舉的確嚴重損害了華爾街大亨的利益,說他們會不惜自殘去威嚇奧巴馬,亦並非全無可能性。

 

奧巴馬之所以連老虎屁股也去摸,相信與其民望低落有關。自奧巴馬執政以來,花了數以千億的公帑,只是成功令幾間金融大企業不至於破產倒閉,但普羅大眾的處境卻沒有得到實質上的改善。美國的失業率長期維持在雙位數字,大量小業主面臨被銀行強行拍賣居所的威脅,心中充滿怨氣。而偏偏在這個時候,銀行界卻不諳民情,大發花紅。

 

美國的大銀行,去年的總盈利才三百多億美元,但發給高層的花紅卻高達一百一十多億。這叫處於水深火熱的普羅大眾怎接受得了。要知道,若果沒有政府利用公帑去加以打救,這些銀行根本早已倒閉,他們怎好意思乘機殘民自肥?在這種形勢下,奧巴馬不能不有所回應。

 

民主黨內的民粹派,見形勢對精英派不利,亦乘機反撲。他們覺得聯儲局主席伯南克是小布殊時代留下來的人,過度維護金融界的利益,令民主黨的金融改革政策沒法落實,故發動民主黨員倒戈,不支持伯南克連任。

 

此舉若果成功,美國金融將會蒙受重大打擊;連股神畢菲特亦為此開腔,威脅若伯南克不獲連任,他可能要大舉拋售手上的股票。一個商人,以手上的財力企圖左右議員的政治取向,在香港一定會被傳媒狂轟,但巴菲特在美國作出這樣的姿態卻未見傳媒有何反響,可見美國傳媒大部分都被既得利益者所掌控。他們背地裡都在維護金融界的利益。

 

有白人精英分子暗示,若非金融海嘯,共和黨不會派祖父男與低B女拍檔出來「讓選」總統;但若果奧巴馬不知道自己是怎樣當上總統的話,他將沒法完成他的任期。

(轉載自2010125am730C觀點)

 

 

2010年1月22日星期五

C 觀點 : 我是怎樣預測樓市的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3306.aspx

每年年底,都被傳媒要求對來年的香港樓市作點預測。我對今年的預測,曾把記者嚇了一跳。因為我預期,單是上半年樓價就可以升兩成,而且升勢會向新界的中小型住宅擴散。

 

記者說,他們問過不少發展商,大部分都是估升一成左右,樂觀一點的,也只是預期升一成半,為何我這麼大膽,估上半年就可以升那麼多。

 

我不懷疑發展商有一定的測市能力,否則他們如何在這個行業裡生存。不過,他們很多時想一套說一套。我留意他們的說法已三十多年,他們是差不多每年都估升的,只是升幅估得不多罷了。他們估升,是因為利之所在;但他們膽子小,怕錯得太離譜,既怕錯得離譜,唯有估升一成算了。而我則是一個既不要錢,又不要面的人,所以才夠膽衝口而出,心裡怎樣想,口裡就怎樣說。

 

通常,我都會預先警告記者,我是亂估的,他們有責任提醒受眾,我過去的預測其實失誤甚多。若是他們選擇報道我的預測,責任應由他們自己負上。

 

老實說,我通常是憑直覺來預測樓市的。我傾向不假思索地心裡泛起的第一個感覺,就視作最佳的結論。之後才去找理據為這個結論自圓其說,使人聽了好像言之成理。

 

我是一個「無為」的人,不但在管理公司的業務時「無為」,在思考問題時,也傾向「無為」。我相信上天賜給我的腦系統內的本有思想能力,而不相信人類後天研究出來的分析與推理方法。

 

我在地產行業裡已工作了幾十年,我的感覺器官每天都把有關的資訊放入腦系統中儲存。這些日子以來,存放在我腦系統內的訊息與數據,應已積累了數千萬條,一般電腦都無法在同一時間綜合處理這麼多錯綜複雜的資訊,我唯有訴諸直覺。

 

商界一般喜歡用西方推崇的S.W.O.T. analysis,不外是把各種有利因素與不利因素排列出來再加推敲。這樣主觀地把資訊抽出來分析,很容易掛一漏萬,令作結論時所考慮的因素不夠全面。再者,人愈思考得多,就愈容易把個人的利益混入去一起思考,結果一定會產生偏見,最終把結論也扭曲了。S.W.O.T.StrengthsWeaknessesOpportunities、與Threats的縮寫,每一項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所以一定會影響結論的客觀性。

 

我相信直覺,因為這是上天賜給我的,未被人自作聰明加以扭曲的。人腦是自然演化出來的,應與自然是一體的。我相信人腦有領會上天意旨的能力。這是一種境界,中國人稱為天人合一。這種境界要靠修練得來,而不是採用西方的讀書加思考的學習方法。其關鍵是要讓腦系統進入最原始的無我狀態,這樣思想才能在不受干預的情況下,按自然的法則不斷游離。人在這種狀況下,才有機會恍然大悟。

(轉載自2010122am730C觀點)

 

2010年1月21日星期四

C 觀點 : 聘新人還是熟手好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3286.aspx

由於中原地產在內地的業務受到強烈的挑戰,我們最近對主要的競爭對手做了一次較全面的調查研究。我們發現,做得最好的幾個行家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聘用新人時,只聘新入行的,而不喜歡聘用在行家處工作過一段時間,已有經驗的人士。

 

這與一般人事部請人的準則很不一樣。我在報章上看到的招聘廣告,大都會列明,應徵者需有多少年的工作經驗。亦因為很多公司在請人時都有這種要求,才導致剛畢業的青年人不容易找到工作。在一些已發展的國家,二十至廿五歲的初入社會一族,失業率都超過兩成。這種情況很容易令青年人萌生對社會的不滿。

 

大部分公司喜歡聘請有經驗的人,是因為請有經驗的人,可以第一時間派去工作崗位上為公司賺錢,不用花功夫為他們先作培訓。此外,有些公司亦希望藉此了解競爭對手的情況、偷學行家的經驗。再者,有經驗的人不但有知識,還有人脈關係網,可以透過他們把行家手上的客戶也挖過來。

 

我的下屬中,有一部分人也喜歡使用這種招聘策略。他們的優點是很快可令自己管轄的部門上軌道,為公司賺錢。但這類人的缺失,是不容易有突破,最多做到與行家差不多。他們只曉得因循,不曉得創新。所以,每當行家發展出新的營運模式時,他們就措手不及,業績嚴重落後。他們會要求公司高薪去挖角,以抄襲行家的成功之道。但即使挖角成功,他們也是處於追趕狀態,甚少有能力反超前。此外,高薪挖角常引發與原有員工的矛盾,導致兵變,以至散班,變成得不償失。

 

我自己在還有處理具體工作的時候,就喜歡聘用新人,貪其如一張白紙一樣,未受污染,更有條件在上面畫出一幅美麗的圖畫。相反,已有這行經驗的人,很容易沾染了行內的陋習,因循慣了就很難改。弄得不好,他們還會把陋習傳染給公司裡原有的員工,令公司變成一家與行家沒有多大分別的公司,以後只好一路平庸下去。此外,新人由於未曾習以為常,不會積非成是,所以對事情會比較敏感,對看不過眼的東西會不自覺地發聲(這當然要看公司是否有讓員工發聲的文化),這會有助公司及早發現自己的不足之處,可以不斷有所改善。

 

再者,新人除了善於發現公司習以為常的不是之處外,還較有能力向公司提出一些新的建議。舊人會覺得,這一路做來都不錯,何必要自找麻煩,改來改去。新人則會覺得,如果按我的想法作點改動,成效一定更好。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他們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舊人在這個環節上曾經碰過壁,才有勇氣去刺激主腦人的思維。如果一間公司沒有新人經常這樣做,一間公司很難會不斷進步。我相信我們的對手之可以威脅我們,是因為他們比我們更樂於請新人。

(轉載自2010121am730C觀點)

 

 

2010年1月20日星期三

C 觀點 : 原因易找 辦法無效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3267.aspx

我出社會工作已四十多年,其中有一項經驗值得與讀者分享。對於已經發生的事,我們都不難找出原因,並予以解釋,人人皆有一套自以為是的分析。因此,擺龍門陣的時候,大家都可以討論得口沫橫飛,都可以對社會上未解決的問題很有辦法。問題是他們提出的辦法大都沒有機會嘗試,即使有機會落實,成效亦與想像中差很遠。要辦法比困難多並不難,關鍵是這些辦法能否真正解決問題。

 

反高鐵事件暴露出香港社會確存在著不少深層次矛盾。很多人都簡單地把原因歸結為政制不健全,只有盡早實行雙普選,才能解決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問題。然而,民主是否真的是一方治百病的靈藥呢?世上已發生的先例卻說明事情絕非這麼簡單。菲律賓、泰國、烏克蘭……等國都已經建立了相對公平的合乎西方理念的選舉制度,但他們社會存在的問題都解決了嗎?事實仍距離人民所期望的很遠。

 

我家的菲傭就常懷念馬可斯時代的生活。而在泰國,反對讓農民一人一票的,竟是那些教育水平較高的城市人。烏克蘭在橙色革命後,人民選出了自己擁戴的尤先科做總統,但他上任後,不但解決不了原有的舊問題,還帶來了很多新問題,人民的實際生活過得比以前更苦。今次大選,首輪勝出的,竟是一度被人民丟棄的舊電池——亞努科維奇。

 

尤先科的主要錯誤是無視俄羅斯的存在,他的親西方政策,替烏克蘭人帶來的都是苦難,結果烏克蘭人只好重投親俄派的懷抱。連原先跟隨尤先科一起親西方的美女總理季莫申科,在今次參選時,亦不得不行親俄路綫,形勢比人強,人生大部分的選擇都是礙於形勢,而不是順從理想。

 

香港的民主派,犯了與尤先科同一樣的錯誤,就是無視中共的存在。中共對香港的影響遠超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影響,但香港的民主派都把香港的政制改革的前途,建立在與中共對抗的基礎上。這種策略只能證明中共不夠民主,而無法讓香港的民主政制有改善的機會。香港人所需要的,並非是不惜犧牲去證明中共的不是,而是如何在中共長期在中國執政的前提下,尋找香港的空間。若以結束中共的專政,作為香港現時民主運動的目標,是不切實際的。

 

無疑,今次反高鐵事件與香港目前政制上的缺陷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但我估計,香港的政制發展還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都沒法達到泛民的理想標準。如果我們因為政制未符理想,就要令建制癱瘓,那只會促使建制派全面反撲,結果導至社會問題激化,大都分港人都可能要因此而付出代價。

 

因此,我不贊成把社會上的所有問題都歸結為政制原因,朝這個方向去解決問題,只會令問題更難解決。有時,我們需要先解決次要問題,然後才有條件去處理主要問題。

(轉載自2010120am730C觀點)

 

 

 

 

2010年1月19日星期二

C 觀點 : 政府高官應勇於面對群眾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3229.aspx

現時特區政府的司局級官員,已改為政治任命,不再屬公務員系統。但現實是他們大部分是公務員出身,只有打好這份工的心態,而缺乏政治上的使命感。他們的一個通病,是害怕面對群眾。

 

孫中山先生說:「政治乃眾人之事。」因此,司局級官員的一項主要工作就是做群眾工作。他們應把握每一個機會,向群眾展示政府對未來的願景,解釋政府在策略上的部署,以及推動政府打算落實的計劃。因此,他們應該主動地去接觸群眾,而不是迴避群眾。

 

以今次反高鐵事件為例,難得有這麼多的群眾匯聚在一起,本應是司局級官員展露身手的好機會,可惜我們的政治任命官員,卻聽從警方的勸喻,礙於群眾情緒高漲,擔心局面難以控制,因而沒有第一時間與群眾對話。

 

警方是來維持秩序的,他們當然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樣既不用負上額外的責任,還可以早點收工。但政策局的官員卻有責任引導事件朝有利於政府的方向發展。他們應把握機會,安撫群眾的情緒,進而爭取群眾的支持。他們應有自己的政治判斷,而不是任由警方安排。要知道警方的工作是技術性與協助性的,政策局官員不應讓位予警方來主導這類政治性工作。

 

其實,當時在立法會門外,除了有反高鐵的群眾外,還有全港傳媒的記者,有些電視台還在現場直播,官員在這個時候出來與群眾對話,不但可以與反高鐵的群眾溝通,還可以直接向家庭觀眾解釋政府的立場。

 

西方的政治家都喜歡在電視直播的時候見群眾,好過接受採訪,這樣可以避免自己的說話被人剪輯、歪曲。我不明白我們的官員為何輕易放棄這樣的機會?

 

官員既然放棄了這個機會,舞台自然落入反對派的議員手裡。他們在離開立法會之後,旋即走入群眾,佯以群眾的領導者自居。這樣發展下去,群眾將為甚麼人所掌握,已是清楚不過的事。

 

其實,按民意調查,支持建高鐵的一路穩佔多數。官員在這種形勢下,何需害怕立法會外的群眾?他們雖然群情洶湧,但相對沉默的大多數而言,亦只屬少數。現在官員不出來對話,反予人理虧的感覺。結果給反對派在這個問題上咬住不放,變成圍堵立法會的藉口。但我們的官員寧願在立法會內苦等六個小時,也不肯抽其中一部分時間去見群眾。這豈不是等如白白放棄了政府對事件的話語權?

 

從事政治工作的人都知道,當有反對聲音出現的時候,其實正是政府解釋政策的好機會。因為這個時候,群眾的眼光已被聚焦,透過正反雙方的交鋒,事情才容易解釋得清楚。可惜,特區政府裡缺乏善於做這類工作的人,以至政府的威信每下愈況,長此下去實非香港之福。

(轉載自2010119am730C觀點)

 

2010年1月18日星期一

C 觀點 : 高鐵造價 如何評說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3205.aspx

反高鐵的人雖自謂是為民請命,但我發覺我身邊的一般市民,傾向支持建高鐵的明顯佔多數。上周六,當反高鐵的示威者圍堵立法會時,我出席了一個婚禮,席間談起高鐵問題,除了少數沒有表示意見者之外,大部分人都不認同反高鐵者的過激行為。只是大多數人是沉默的,才令少數勇於發聲的人佔據了傳媒,成了「主流民意」。不然的話,何解有關官員在最近的民意調查中聲望反而上升了。

 

就我所接觸,市民一般都不反對建高鐵,他們最有意見的是造價好像貴了一點;但當被問及甚麼價才合理時,大家又說不出。事實上,如此複雜的工程,即使是專家,若不是先作深入研究,一樣難作評說。

 

六百多億,對普通人來說,可謂是天文數字,在日常生活中從未接觸過。除了感覺很貴很貴外,不可能有其他概念。不要說六百億是多少錢一般人沒法知道,就算是一百萬,亦不一定有正確的概念。

 

曾有一個大學教授,為了讓學生明白甚麼是一百萬,把學生分成小組,去數一美元一張的鈔票,要他們準確地在一大堆鈔票中提取一百萬出來。教授問學生,他們估計要多長時間才能完成這項工作。有些以為兩個小時已經差不多,有些承諾一個上午之內可以完成。結果他們搞了一個星期才完成任務。這時,學生對一百萬這個數字,才多少有點概念。

 

我初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不相信,到具體計算過之後,才知道這個工程絕不簡單。如果我們連一百萬是多少也不知道,那又怎知道六百億是多少呢?可見說高鐵平貴的人大部分是想當然吧了。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政府如何使用公帑,有既定的機制監管,不易私相授受。政府拿到立法會的撥款後,並不等如可以任意亂用,所有工程都再會經過公開的招標,由市場競爭去決定最後的造價。屆時,市民仍有機會逐個工程進行監督,效果會好過在現階段為自己也沒計清楚的總預算去爭論不休。老實說,我自己就沒法在高鐵造價的平貴問題上下斷語。我寧願在這類問題上聽專家意見,而不是跟隨群眾情緒。

 

一些現時參與反高鐵的政黨,其實過去一直批評政府,凡事只會算成本要多少錢,不懂得計算社會的整體效益;尤其在一些交通運輸的項目上,他們都傾向要政府不計成本去為市民服務。今次他們會有這樣的取態,我相信是政治考慮多過平貴的考慮。

 

然而,對大多數香港人來說,他們即使對建制也有這樣或那樣的不滿,但未至於想把所有的問題都政治化。因為如果事事都上綱上線,香港很快會寸步難行。因此,青年人在政治上挺進的時候,仍得留意群眾是否跟得上。與群眾意願脫節的鬥爭,即使滿懷激情,亦不容易有成果。

(轉載自2010118am730C觀點)

 

 

2010年1月15日星期五

C 觀點 : 有錢人炒樓 利財富重分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3147.aspx

豪宅屢創天價,引起社會關注。有官員安撫市民,認為豪宅是另類市場,豪宅賣得貴,只會影響少數人,普通小市民可以不用擔心。

 

這種說法引來不少反駁,因為豪宅與普通物業雖有不同的銷售對象,但同在地產市場裡,無可避免會互為影響。豪宅的價格上升之後,遲早會帶動中小型物業的價格跟著上升。屆時連民生也會受影響,故政府應該早謀對策,而不是掉以輕心。

 

其實,政府若是真的想安撫小市民的話,可用別一個角度去解說;大可以把有錢人炒賣豪宅的活動,解釋成有利財富再次重新分配的活動,可助降低貧富差距。

 

人類的經濟活動會不斷地創造出新的財富。這些財富的首輪分配形式是發工資與派股息。結果是股東分得多,工作人員分得少。這是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為了調和這個矛盾,於是由政府出面向富人徵稅,透過各種福利制度分給窮人。這是財富的第二次分配。但這種第二次分配仍有照顧不足的地方,社會就只能靠有錢人發善心,主動捐錢去做慈善工作。這是財富的第三次分配。

 

其實,社會上還存在著另一種財富重新分配的模式,就是豪宅的炒賣活動。

 

有錢人的錢太多,單靠個人的消耗,花不了太多。鮑魚吃得多,會招致膽固醇超標;衣服買得多,會沒機會穿著,總不能每小時換一套。單靠有錢人的個人消費,沒法產生出太多的社會需求。另一方面,窮人雖有很多需要,只可惜沒有錢買。這種情況會導致產能過剩,經濟沒法持續增長。

 

有甚麼方法引誘富人把錢多拿出來花一下,讓錢可以在經濟系統裡多流轉一次,讓更多的人有機會分享呢?我認為最好的方法是引他們去炒樓。

 

炒賣活動不會受制於個人的消耗能力,任你的錢再多,也有辦法叫你輸清光。把錢拿去金融市場炒,得益的人較少。金融界的工作人員早已成了打工皇帝,不用再益他們。不如讓有錢人去炒樓,那得益的人會更多。

 

有錢人要炒樓,地產商就得去買地,政府就有賣地收益,可以搞基建、增福利,廣大市民都有得益。樓宇在興建前要找專業人士策劃、設計,興建時要買鋼材、水泥,帶動一系列與建築有關的行業都有工開。樓宇建成前後,地產商還要找代理賣樓、廣告公司做推廣、銀行做按揭、律師樓做契。樓宇入伙後,還要搞裝修、買家電、添傢俬,得益的行業數不勝數。

 

由此可見,有錢人炒樓,雖會造成資源錯配與浪費,但這種情況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無處不在。當全世界政府都在用這種手段去救市的時候,讓有錢人炒樓,的確有助他們把閒錢拿出來,到經濟系統裡再流轉一次,好讓更多的人都能分一杯羹。

(轉載自2010115am730C觀點)

 

 

2010年1月14日星期四

C 觀點 : 做房奴乃理性選擇?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3111.aspx

很多香港人,一生營營役役,為的就是可以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及不斷地換上更高一檔的房子。這樣去度過自己的一生值得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選擇,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我們不能強人過自己認為有意義的生活。現實是:香港的經濟發展動力,主要來自人們對買房子的追求,而非來自人們自覺要為社會作出貢獻的責任感。

 

對有些人來說,追求擁有自己的房子,一樣可以令自己的人生有目標,令他們可以全情投入生活,令他們的潛力得以發揮,人生有所寄託。對他們的選擇,我們不宜妄加菲薄。

 

讀者或許以為,我是因為自己從事地產代理的生意,才鼓勵人們去做房奴。但現實是:人們是基於很多客觀的原因,才作出這個理性的選擇的,其他人怎樣說都不足以影響他們的取捨。

 

買樓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可以與社會共富貴。經濟好的時候,樓價很快就會跟著上升,有樓的人就可以分到一杯羹。如果要等加薪才可以分享滿溢效果,起碼要等一年半載,而且不成比例。此之所以,每次樓價上升,都會提醒人們,得努力爭取買樓了,不然就會被朋輩拋離了。

 

香港的歷史證明,買樓是儲存財富的最佳模式,保值成功的機會遠比其他投資模式高。因此,有些人表面上好像在做房奴,但實際上,買樓並不一定是他們的終極目標,只是那些一時未需動用的財富,總需要有個儲存方式罷了。有些宗教團體與教育團體都會買樓,他們當然不是房奴,那我們怎能判斷其他買樓的人都是房奴呢?

 

此外,從人生安排的角度來看,買樓的確比租樓穩妥。租樓雖然一樣可以解決居住問題,但選擇租樓的話,那就一世都要交租,租金永遠都是生活的重擔。但若果選擇分期付款去供樓的話,頭一段時間雖然辛苦一點,但供滿之後,就不用再供,之後的生活質素就可以大大提升。

 

有些人在供滿第一間樓之後,還會供第二間,這不代表他們已中了毒,甘心去做房奴,而是他們想為自己的退休生活作打算。租金基本上可隨著一個地方的生活水平的上升而跟著上升,因此,有樓收租是退休生活的最佳保證。為自己的退休生活作好準備,是一種對社會與對自己都肯負責任的生活態度,我們怎能譏笑有這種取態的人是房奴呢?

 

樓宇是不動產,買了樓的人無可避免地要與樓宇所在的地方共命運,歸屬感與責任心都會比未有樓的人強,所以全世界的政府都有政策鼓勵人民置業,首次置業多會有稅務優惠。香港有六成家庭已經置業,我相信他們是基於客觀現實才作出這個理性選擇的。

轉載自2010114am730C觀點)

 

 

2010年1月13日星期三

C 觀點 : 為蝸居做房奴值得嗎?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3090.aspx

我年輕的時候,熱衷於社會運動,常譏笑那些不肯關心社會的同學只懂得搞「四仔運動」。所謂「四仔運動」,就是指買架車仔、追個女仔、買間屋仔、生個BB仔。對當時不少年輕人來說,這已是他們的人生的簡單寫照了。

 

這「四仔」中,最關鍵的是有能力買間屋仔,有了間屋仔,就不難娶到個老婆仔,生番個BB仔,有沒有車仔都不成問題。然而,要在香港買間屋仔並不容易,為達此目的,年輕人須畢生為它付出代價。

 

讀書時,他們學習只顧求分數,以便用會考的好成績去換取一份好工作。開始有工作,就得節衣縮食,積累首期買樓。樓未供完,老婆已要生孩子,原有那間蝸居已不夠用,非買間大一點的不可,於是又得由頭辛苦過。一如希臘神話裡,普羅米修斯被罰,需把大石背上山頂,但大石一放下就滾落山,令他又得不斷地落山再搬過。不少香港人的一生,就是在買完一間樓再買一間中度過。有些二十四孝父母,自己有樓後,還想買間給子女。所以,把他們稱為房奴,並不為過。

 

我當時心想,難道我的一生也應該這樣過嗎?人生可不可以有更好的選擇?我拒絕為買屋而虛耗自己的青春。我選擇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去工人夜校教書。工作的收入雖然低微,但很有意義。我可以讓那些年紀輕輕就失去讀書機會的工人有讀夜校的機會,還可以喚醒他們去維護自己的權益。

 

我教了八年書,不能說沒做過一點好事,但相對經濟起飛對香港工人帶來的好處,簡直是微不足道。隨著社會的進步,香港已不准僱用童工,青年人都有接受免費教育的機會。我們原有的工作,已變得沒有需要。

 

我發覺,香港的經濟之所以有這麼快的發展,並不是靠少數知識分子肯自我犧牲去為人民服務;而是靠大量沒有偉大理想的普通人,為了結婚、生子、而不斷努力奮鬥。可能正是因為有這麼多人願意投身「四仔運動」,香港才能迅速富裕起來。我忽然對願意做房奴的人肅然起敬,覺得他們絕不比那些一心想做「救世主」的知識分子卑微。

 

人生在世應追求些甚麼,只能由個人自己去作判斷。人生的價值往往是在追求的過程中產生,以甚麼作追求的目標反而不重要。我認識有個朋友,在香港工作時,他的理想就是要買間獨立屋;後來移民加拿大,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獨立屋,目標達到後,人生卻失去了動力,最後寧願回來香港,獻身為蝸居而努力的工作。

 

或許你不認同這樣的選擇,但對有些人來說,買樓對他們來說,是更容易令他們投入的目標,他們在為此而努力不懈的時候,個人的潛力反而得到了充分的發揮,生活才有喜怒哀樂。

 

誰有權去譏笑他們的選擇?

(轉載自2010113am730C觀點)

 

 

 

 

2010年1月12日星期二

C 觀點 : 青年人想改造社會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3070.aspx

已忘記了是誰說的話:「青年人想改造社會,成年人想改造青年人。」這是社會上經常出現的現象。香港近期出現的「八十後」一代與社會衝突,除了有年代因素外,其實亦離不開上述青年問題的共性。

 

青年人入世未深,不知道現實世界有局限性,他們傾向理想主義,自己看不過眼的,就想加以改造。但成年人的想法卻不一樣,他們覺得青年人的想法不切實際,把精力花在改造世界上,不但不會取得甚麼成果,而且還會耽誤了日常必須做的工作,甚至會損害個人的前途。於是,成年人就勸青年人不要這麼激進,去拉青年人的後腿。當青年人不聽話的時候,他們就懷疑青年人的思想中了毒,試圖去改造青年人的思想。

 

今次反高鐵運動,正好反映青年人的心態與社會上的保守力量已出現了明顯的分歧。青年人已不惜以激烈的行動,去爭取對未來的話語權。雖然,現時激進派在青年人的比例中並不多,但由於他們與其他青年人有更多的共同語言,他們發動青年人的能力遠比那些「老餅」政客強。

 

有人以為今次反高鐵運動是泛民組織搞的,其實並非那麼一回事。據參與這項運動的青年人反映,最初當他們拿這個議題與那些泛民的政黨商量的時候,泛民中人都不積極,認為民意的取態很清晰,支持建高鐵的是主流,若然加以阻撓會失分,對下次選舉不利。然而,青年人卻並沒有因此而氣餒,結果星火燎原,今次發動起來的年青人,比過去歷次運動都要多,令社會覺得這是一股不可忽視的新趨勢,將來可能發展成足以改變社會的力量。泛民是到這個時候,才臨時改變立場,希望竊取運動的果實。

 

我雖然認為反高鐵的理據並不充分,卻覺得青年人肯關心社會是一件好事。青年人雖然比較激進,但他們可以刺激社會去思考問題,促使社會作出一些新的改變。「五四」以來,青年人一直在這方面有他們的角色。面對青年人改造社會的要求,政府不宜視他們為妨礙施政的力量,一概予以打擊。這只會令矛盾激化,迫青年人走上更激進的道路。政府應趁青年人出來反對的時候,乘機向市民解釋自己的政策,令市民可釋疑,這樣,政府的施政才能達到更好的效果。可惜,我們的官員都沒有這方面的經驗,遇事怕與群眾正面交鋒,結果連主導權也被反對派奪走。

 

不過,青年人亦要明白,他們的某些理念,在社會上仍屬少數,硬要把自己的一套強加在別人頭上,勢必造成反響。成年人之所以傾向保守,是基於他們過去的經驗教訓,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青年人若是不懂得知所行止,只會釀成更大的社會衝突,甚至在衝突中成為犧牲者。

(轉載自2010112am730C觀點)

 

 

2010年1月11日星期一

C 觀點 : 高鐵站該如何選址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3041.aspx

反對高鐵撥款的人理由很多,其中較有實質內容的,是高鐵總站選址錯誤。他們認為高鐵總站應建在錦上路,而不是西九龍。

 

我個人其實並不反對把高鐵站遷去錦上路,廣州的高鐵總站就打算建在石壁,那裡亦不是市中心區。

 

把高鐵總站選在市郊新發展區的最大優點,是可以把人流與物流引入新發展區,令新發展區更能吸引投資,可以在短期裡高速發展起來。

 

不過,要做這樣的決定並不容易,因為這樣做是有風險的,需要其他的城市規劃予以配合,單是靠建一個車站是做不到的。特區政府現時尚未有發展錦上路的龐大規劃,貿貿然把高鐵總站建在錦上路,失敗率非常高。

 

要把錦上路發展至可以擔當高鐵總站重任的新市鎮,牽涉的問題可能比建高鐵還要複雜,要遷拆的可能不只一條菜園村,將會有更多的人需要改變原有的生活模式。如果他們都要求「不遷.不拆」,錦上路根本不可能發展成一個衛星城市。

 

由此可見,把高鐵總站建在新發展區是一個極之有為的計劃。廣州可以做得到,是因為廣州市政府是一個強勢政府,但特區政府早已被反對派廢了一半武功,不可能去選擇一條困難更多的路。

 

對一般小市民來說,要他們明白總站設在西九龍的好處,一定容易過要求把總站設在錦上路。住在西九龍附近的人口遠比錦上路的人口多,總站建在西九龍,一定可以令更多的人得到方便,高鐵的使用量就可以提升。若是建在錦上路,高鐵的使用效益可能要更長時間才能得到發揮。

 

西九龍已有完備的城市規劃,部分更已建設完成,不似錦上路那樣,一切還需從頭做起。內地遊客在西九龍站下車,會較容易接駁至港九其他地方。若是在錦上路下車,一定不會感到太方便。

 

遊客在西九龍站下車,可以去西九文化區參觀博物館、聽音樂、看演出,亦可以在就近的商場購物,試香港的美食,還可以去海濱公園欣賞維港的景色。但若是遊客在錦上路下車,我暫時就未想到有甚麼對多數人都有吸引力的好去處。從對香港的經濟效益來看,選擇西九龍作高鐵總站,一樣有其理由。

 

其實,無論高鐵總站選址在那個地方,都會有人支持,有人反對,各有各的利弊。而最終誰對誰錯,亦不可能有真正的結論,因為歷史只有一個版本,不可能回頭重試一次。因此,我最多也只會在個人層面堅持己見,但不會強要社會非跟我那套做不可。對自己的理念信心十足的人,很容易變成想操控社會的人。我年輕時犯過這種錯誤,我決不會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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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8日星期五

C 觀點 : 香港要建高鐵嗎?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3020.aspx

蒸氣機出現後,鐵道運輸曾盛行一時。美國股市中,鐵道運輸公司的股票,曾一度是最受股民追捧的藍籌股。直到內燃機出現後,汽車運輸才慢慢取代鐵道運輸,因為汽車運輸遠比鐵道運輸有靈活性,不用到站後再轉駁其他交通工具。

 

不過,最近情況似乎有所改變;從股神巴菲特最近大手吸納鐵道股已可以看到端倪。巴菲特這樣做的原因,是預期全球能源短缺的情況會日益嚴重,油價還會進一步上升,屆時汽車運輸的靈活性就會不敵鐵道運輸的高效益,他相信將會有愈來愈多陸上運輸選擇鐵道。

 

隨著科技的進步,鐵道運輸的速度已大大提高,可達一般汽車的三四倍,接近飛機的一半。因此,高速鐵道不但可搶汽車運輸的生意,還可以搶短程飛機遊客的生意。飛機雖飛得快,但機場離市區遠,又要提前去機場等候,加上飛機延誤的機會遠比火車高;因此,將會有愈來愈多的中短程客棄搭飛機而選高鐵。從這個角度來看,高鐵將成為世界運輸的主流模式,一如地下鐵已成了香港集體運輸的主流模式一樣。香港若不及時增加在高鐵方面的投資,將很快被邊緣化,與世界的整體發展脫節。內地很早就察覺發展高鐵的重要性,先是從日本與德國引進技術,現時內地已有能力自己建造最先進的高速火車,無論在技術層面與實踐層面都已不下於歐美國家。北京至天津與武漢至廣州的高鐵已先後通車,乘客都讚口

不絕,覺得票價物有所值。

 

高鐵發展已被中央政府視作一項戰略性的投資,看的不只是眼前的投資成本,而是看長期可對整體經濟帶來的動力與人民生活質素的改善,更重要的是把握先機。香港在考慮是否應建高鐵的問題上,亦要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

 

當內地的高鐵網絡建成後,經濟增長的能力會進一步提升,香港若要分享其中的好處,一定要盡早與這個網絡接軌。人家要建整個網絡,我們只需負責建一條連接線,就可以享受整個網絡效應,這筆帳無論怎樣算,香港都有著數。我真不明白,反對派是怎樣計數的。

 

與其到將來非建高鐵不可的時候才建,不如果敢地今天就建,因為遲建的成本一定比今天還要高,而更重要的是不應坐失良機,屆時再去追的話,代價只會更大。即使追得到,也可能令整一代的香港人失去不少發展機會。

 

現時反對高鐵的人,雖然行動很激烈,但理據不充分。如果他們的理據是成立的話,當年連地下鐵也不應建;因為建地下鐵一樣會妨礙某些人的原有生活模式,一樣會有人對賠償不滿意,一樣會破壞環境、消耗資源,一樣有車站選址的不同意見。社會應考慮的是多數人的取向,少數人不應把自己的意願強加於別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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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7日星期四

C 觀點 : 發展金融業的利弊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2998.aspx

2009年,香港成了全球新股上市集資最多(2,437億港幣)的城市,超越了倫敦與紐約。香港能做出這麼好的成績,除了因為香港有健全的法制與經濟自由外(這些香港一向都有,鄰近的新加坡亦有),更因為中國經濟受金融海嘯的衝擊比較小。當西方經濟萎縮不前的時候,中國的GDP增長在2009年仍能保八。加

上西方的大公司都早已上市,新股上市要靠新興力量;而中國則因為過去不玩這個遊戲,仍有不少大公司都未上市。因此,今後幾年,中國仍有不少公司等著上市,香港只要策略得宜,一定可以分到一大杯羮。

 

在新的一年開始的時候,看到香港的金融業有這麼好的發展機會,當然值得高興。因為,金融業是世上最高增值的工作,而且不受地域的限制,可以在一個地區賺全世界的錢,又不用買原料、耗能源,相當環保,對GDP增長貢獻極大。此之所以,全世界的大都會都搶著想做金融中心。

 

由於金融業的增值高,所以可以付出比其他行業更高的報酬,令金融業成了最吸引人才的行業。紐約、倫敦能夠滙聚全球精英,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大都會,金融業居功不小。香港要發展成為國際性的大都會,當然不能忽略金融業的發展。

 

香港有些喜歡為基層請命的人,常批評金融業聘用的人少,而且僱用的都是高學歷的專業人員,對基層的就業沒有多大幫助。我覺得這種觀念太過片面。發展金融業,除了投資銀行會有得益外,法律、會計、廣告、印刷、地產等行業都會有直接的受益。當這些行業的得益者出來消費的時候,就可以帶動本地的內需,令基層可以找到工作的服務行業也興旺起來。

 

有些政客,為了討好基層,刻意貶低金融業的價值;但如果香港是照這類人的思維去發展的話,那我們只能做勞力密集的行業,香港的人均收入一定沒有今天那麼高,香港基層的生活水平,可能還與六、七十年代差不多。其實,若與其他地方相比,若以同樣的教育水平與工作能力計,香港基層已生活得比其他地方的基層好。全賴金融業的發展,香港才有這麼高的經濟增長,香港才能提供相對好的福利制度。因此,我們不宜隨便去排斥金融業,不然,只會把基層害得更苦。

 

不過,金融業的發展,的確會加速貧富懸殊的惡化。統計顯示,近年香港的高層的收入增長強勁,中層停滯不前,基層則還有惡化跡象。在這種大環境下,從事金融業的人卻經常出來標榜,他們可以45歲退休,平時喜歡喝紅酒、打高爾夫球、開跑車、玩遊艇;而傳媒亦跟風以此為生活時尚,基層看到之後,心裡怎會舒服。這種發展,令香港社會充滿怨氣,反建制力量因而有了發展土壤。所以,我奉勸香港的高層,應學習收斂一下,及多參與些社會服務,否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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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6日星期三

C 觀點 : 英設花紅稅 摩通脅撤資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2981.aspx

金融海嘯之後,人們對那些收入達天文數字的金融界高層管理人員非常不滿,覺得他們遺禍人間,何值這麼多的收入?歐美政府對民間的這種呼聲採取了不同的策略。

 

美國政府表面上順應民情,把那些拿了公帑去救公司,卻仍支取巨額花紅的投資銀行負責人狠批一頓。但美國政府只是懇請他們自動回吐,卻沒有立法作任何限制。結果,投資銀行依然故我,完全不聽社會勸告。據估計,去年投行發放的花紅比08年激增60%,可能高達300億美元(2,320億港元)

 

美國政府這樣做,表面上是基於對自由經濟的信仰,覺得該由公司的股東去決定公司的管理人員該有多少收入,而不應由政府強加干預;而背後的真正原因,是擔心一旦這樣做,會把金融機構趕去其他地方,令美國的金融中心地位不保。因此,之前G20開會討論金融改革問題時,美方堅拒歐方的要求,不肯承諾限制金融機構的報酬。

 

英國政府卻受不住社會壓力,最近決定以徵稅的方式,對高收入的金融界進行遏抑。英國的金融服務管理局決定,向收取2.5萬英鎊(31萬港元)以上花紅的銀行員工徵收超級稅,最高稅率可高達50%。此舉令金融界譁然。摩根大通行政總裁戴蒙為此致電英財相戴理德,投訴英國打擊金融業,威脅會擱置在倫敦興建歐洲的總部大廈。

 

這座總部大廈計劃在金絲雀碼頭興建,涉及的資金高達15億英鎊(188億港元),如果真的擱置,對已經疲態畢露的英國經濟會有負面影響。英國的傳媒對此都非常緊張,擔心其他金融機構也會因徵收大額花紅稅而撤離英國。2009年在香港上市的新公司集資總額已超過倫敦,令倫敦作為全球最大金融中心的地位備受威脅。

 

在這樣的壓力下,我相信英國政府的取態遲早會變。當民間的情緒平伏下來之後,花紅稅率一定會向下調。事實上,民間的意見亦會因環境改變而改變。紐約就是因為以前管得太嚴,把金融界一哥的位置,一度讓了給倫敦。英國肯定不想犯美國同樣的錯誤。

 

其實,金融業的交易,大部分可以在互聯網上進行,地域性的要求不高,要遷往別處營運並不太困難,香港就是倫敦一個競爭對手。我們有外匯流通、資訊自由、還有專業配套與健全法制,加上有中國因素吸引;我相信在未來幾年裡,香港在金融業方面的發展速度,還會進一步加快。

 

只要北京肯在政策上予以配合,中國尚有大量公司可來香港上市;內地先富起來的人的財富亦可交予香港人打理。據一些在國際性銀行工作的朋友反映,金融海嘯之後,他們在全球各地的業務,以香港恢復得最快;故他們準備增加在香港的投資。且看香港人能否把握這次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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