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革命初期，已有人擔心，機器的出現會搶走大量人手的工作。現時有了電腦，連人腦的工作亦可能會大量消失；這對社會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這當然是好事。沒有科技的進步，大部分人的一生都可能要勞勞碌碌為口奔馳；沒法有其他更精彩的內容。因此，衡量社會有多進步的其中一個方法，是看人要工作多少時間才能解決他的基本生活；那當然是愈少愈好。
雖然，早在19世紀工人已在爭取8小時工作制，但現時仍有很多人每天都得工作超過8小時。這一百多年來，科技進步了這麼多，但為甚麼工作時間仍沒法大幅減下來呢？
這個問題很複雜，既有個人層面的選擇，亦有國家層面的競爭問題。
於個人而言，解決了基本生活並不足夠，還想物質生活過得更豐裕一些。因此，大多數人仍會拼命工作，買樓、買車、買名牌、出外旅遊、品嘗美食；而且還要有積累才有安全感。所以，錢好像多多都未搵夠，那就只好加班加點，努力工作。
這種心態在華人中比較普遍，但在一些歐美國家，人們可能更喜歡悠閒的生活，所以社會通過了很多法律，規定最高工時與退休年齡，大家都不許多做，以免惡性競爭。
然而，這種立法只在國內有效，對其他國家起不到制約作用。結果，在全球化的競爭壓力下，先是企業選擇以腳來投票，把生產綫以至總部都搬去限制比較少的地方；繼而國家也會發現，國力開始與工時長的國家有差距；那就不可不予以正視。
法國曾一度把每周的最高工時降到35小時，即每周工作五日，每日工作七小時，而且不許任意加班，每日最多加班半小時。這樣，大家都可以做少一些，把工作分給多些人去做，還可以有多些時間享受生活，真是何樂而不為？
法國的這套法律已行了十年，但法國人逐漸發覺，法國的國力被德國拉闊了，連累法國在歐盟的話語權也降低了。為此，法國不得不修改法例，讓企業可以每周工作48小時，等同每周可工作六天，每天工作8小時，以與德國看齊。現實是美國之所以比歐洲強，與美國的勞動法比歐洲相對寬鬆有關。
這已不是道德上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競爭與生存的問題。現實世界仍是以國家為單位，弱國無外交，談判講實力地位；世銀與國基會在投票時都是計GDP的。如果一個國家在國際談判上處處吃虧，他的國民任是再努力也可能事倍功半，只能做一些低增值的工作，甚至連工作也不夠。
由此看來，除非地球村有一個可以進行一體化管理的機構，可以在全球實施統一的最高工時制，否則單在一國之內，行最高工時是有後遺症的。當面對全球化的競爭時，我們仍不得不以國家的層面來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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