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去內地工作或做生意，最不習慣的是那種沒有法治的社會環境。他們講關係，不講合約；講情義，不講法律。他們要有了關係才和你講情義。為了建立關係，你就得一起去飲酒唱K，花費大量精神時間於業務無關的事宜上。
香港也有人靠拉關係來做生意，但不拉也可以，只要簽好合約，就可以透過法律去解決中途的波折。然而，在大陸打官司絕對不是一條可以依靠的途徑。官司的輸贏，與法律上的理據無關，而是看訴辯兩方誰有較深厚的社會關係網。你有朋友認識主審法官，他就找朋友去託主審法官的上司去施壓。如果你自己沒有關係，也會有自命有關係的人為你穿針引線，教你如何透過送禮，去扭轉訴訟形勢。以至有時候，明明是對方違約，法庭竟判對方得直，還可以得到不合理的賠償，令守約一方反而吃虧。
這種文化，不但增加了交易成本，而且破壞了市場機制的基礎──在自願自利前提下進行公平交易。這是內地經濟發展虛耗偏高的基本原因。內地如果還不下決心扭轉這種狀況，經濟發展將很快遇到瓶頸，不容易在人均生產值方面，追上西方國家。
有人認為，內地若想有法治，先得建立民主政制。這當然最理想，但現實上並不易行。中共的執政地位，是以打江山的方式得來的，怎會肯輕易放棄。現時亦不覺有透過革命推翻中共的客觀條件，比較值得參照的是台灣與南韓所行的途徑。
台灣與南韓原先亦行軍人專政，但隨著經濟起飛後，社會上出現了一大批知識水平較高的中產階級，他們手上已積累了一定的財富，自然希望有法律為他們提供私有產權的保障。這是推行法治須有的客觀基礎；否則，即使出現開明的領袖，民主也只能夠是菲律賓式的。
內地經過這幾年的經濟高速發展，民間積累起來的財富已不少。這批第一代的財富擁有者，當中確有相當一部分，是靠權力與關係，趁社會未有法治，乘機掠奪公產而致富的。但他們不難發覺，他們嬌生慣養的第二代，一定不如他們那麼善於掠奪。此外，當他們自己不再是一無所有，他們亦不想再去鋌而走險。他們為了已經在手的財富，為了下一代的保障，一定會樂於看到法治的建立。社會有一套穩定的運作秩序，他們才有安全感。他們不想看到有權力的人可以繼續無法無天。
此之所以，近期內地已放權傳媒，在非政治議題上，對地方政府進行一定的監督；消費者遇到不公平待遇，也可以透過傳媒進行申訴。此外，地方若出現重大事故，主要官員亦得辭職，作政治問責。政府在施政時亦增加了透明度，行事需依照一定的程序。另一方面，被捕的貪官，級別已愈來愈高。這些雖然還做得很不夠，但已展示出官方的權力正受到制約。希望日後量變質變，法治真的可以在內地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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