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區成立三十周年，總理溫家寶特來巡視。他在視察後表示：「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
三十年來，深圳由一個只有幾萬人口，以農業為基礎的小市鎮，發展成一個逾千萬人口的現代化大都會，成績有目共睹。我手頭沒有統計數字，但我相信，深圳的生產力已不只翻了幾個番，而是翻了幾千個番，甚至過萬個番。世上應很難找到另一個城市，曾如深圳這樣高速增長過。
那深圳是憑甚麼這樣高速地增長起來的呢？簡單地說，就是靠政策開放──開放地引入外資，開放地容許全國人才來深圳工作，開放地容許企業按市場的需要去自行運作，開放地容許社會的成員憑自己的努力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深圳的動力，主要來自企業，來自民間。它打破了計劃經濟的模式，令民間的積極性不再受到束縛，深圳的成功，已促使全國都得仿效，從而令中國的經濟體系，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表面上，這些變化是經濟性質的，但實質上，這些變化都是極具政治意義的，而且是屬於根本性的。如果在文革時期，這些改革一定會上綱上線地被指控為想復辟資本主義。因此，不能說現時大陸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
香港的政治評論員，常把政治體制的改革局限於選舉制度上，這是非常狹隘的看法。世上往往先得有經濟發展，才能導致政治改革；當個人有獨立生活的經濟能力後，才可能有個人投票權的確立。急不及待地在內地推行民主選舉，只會令政治矛盾激化，對人民沒有好處。
我認為目前內地最需要的，並非形式上的民主選舉，而是經濟運作上的有法可依。英國的法治是早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前就逐步建基的；大憲章實質上是皇帝與貴族之間的協議；大家各付出一些，以換取對方的好處。法治的起緣就是為共處制定遊戲規則吧了。
中共作為執政黨，需要重新定位，並自行約束自己的權力，以讓民間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政府的權力範圍，必須有明確界線。這樣，民間才知道自己有多少空間，可以恰當地早作規劃。
此外，民間在從事經濟活動時，亦需要一套一貫的遊戲規則作依循，不用沿用殘酷的森林定律，否則又會導致交易成本高昂，生產效益比不上其他文明社會。可見建立一套法治系統，並不與中共維持執政的利益相衝突。
目前就想中共放棄所有特權並不實際，但中共應該縮窄特權的範圍，讓更多的人可以在法律面前得到公平的裁決。這樣，不但可以改善營商的環境，還可以令人民有正常的申訴渠道，減少貪污腐化，令社會更為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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