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1日星期四

C 觀點 : 保守漸進 代價較少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3368.aspx

要在一千字左右的專欄裏寫中國政治改革的大題目,真是吃力不討好。分開多個小題目逐個寫,不容易首尾呼應,顯得支離破碎,很容易被讀者誤解。

 

近日就有讀者指我的文章過度保守,旨在維護既得利益者。很難怪讀者有這個印象,因為我在談這個問題時,比較著重改革的可行性,而不是只顧改革的理想性。光知道怎樣最好沒有用,還需要有達至理想的路線圖。

 

這個路線圖的起點是中國的現況。中共仍在中國執政,這個局面暫時無法改變,故中國的政治改革仍須透過中共進行。中國要有民主,先得在中共自己內部建立民主。要在中共內部進行民主改革,由上而下地去推行,容易過由下而上地去推動。因此,我認為應先在中央的核心領導層建立一套符合程序公義的會議制度。中央有了一套公平公正的決策機制,才有條件在全國進行政治改革。

 

我這種改革方式,並不會在一開始就威脅中共的執政地位,阻力會比較小。但一旦在中共的核心建立了民主法治的基礎後( 我認為民主法治的基礎就是一套公平公正的會議程序),中國的政治改革就可以從核心向周邊輻射擴散出去。

 

這種改革方式,貌似保守,但歷史上並非沒有成功的案例。英國的政治改革就是漸進的,英國人為此而付出的代價比法國人少得多。台灣的民主改革,亦是透過蔣經國從國民黨的核心開始的。中國大陸亦可以選擇走這條路。

 

法國大革命對世界的政治改革,無疑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革命後的動盪與混亂,以及派系鬥爭的殘酷,人民付出的代價十分沉重。英國保守主義政治家Edmund Burke,寫過一本書《對法國革命的反思》,系統地批評了法國革命中一些過激的理念,在英國引起了廣泛的贊同,成功地阻止革命的烈火蔓延過英倫海峽。

 

Edmund Burke認為,政治契約的基礎是傳統與習俗,而不是抽象的平等權利。所謂平等權利,其實是人自己想像出來的概念,在自然界並不存在。把理想加諸現實,雖然崇高偉大,但實踐起來大多失敗。

 

Edmund Burke認為英國的不成文法,既可保留傳統的積累,又可以加入新進的演變,最符合自然的「有機」生長。革命最大的危險是一下子把傳統習俗與正當權威推翻,把社會的主宰權交給一批烏合之眾,變成任由暴民隨意對國家的精英進行迫害。革命對國家造成的破壞,可能要好幾代人才能修復。

 

英國就是在Edmund Burke的影響下,在改革時不忘照顧既得利益者,令改革受到的阻力比較少,社會沒有多大的動盪,人民才可以有較安穩的生活。英國至今仍保留上議院,就是行保守路線的結果。現實是英國政治改革遠比法國做得好,法國到了戴高樂時代,還在搞第五共和,至今還有很多憲法問題難以解決。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宜效法英國。

(轉載自20121011am730C觀點) 

 

 

 

2012年10月10日星期三

C 觀點 : 群龍無首 有助民主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3344.aspx

易經說:「群龍無首‧吉」,很多人都不知道該如何理解。中國今天的政治局面,可以為這句話作現實的解釋。

 

鄧小平的離世,象徵著中國強人政治的結束,打天下的革命領袖一一過身,新一代的領導人大多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洗禮。他們很難有令人懾服的功績,沒法一個人說了算。

 

以習近平為例,他有甚麼功績呢?不是完全沒有,但只能拿來分析他的處事態度,不足以令人人信服。他要當中央領導人,就不能憑一己之力去完成,他必須與黨內其他勢力結盟。

 

習近平是江澤民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但經過十年的胡溫任期,江派的勢力已大為減退。薄熙來事件發生後,習近平已有偏離江派,與胡溫靠攏的跡象。這種發展,改變了江派與團派的原有平衡,使第十八屆政治局的人選出現變數,難以取得協議。

 

現時中共黨內群龍無首,各人只能在自己管轄的範疇發揮影響力,沒法掌控全局。無論是江澤民或是胡錦濤都沒有這種能力。因此,黨內各派力量都想在十八大搶位,大家相持不下,未知鹿死誰手,局面充滿變數。

 

中央為了預先掌握選舉的結果,以免屆時選出一些足以導致黨內矛盾激化的人,早前在黨內高層搞了一次「海選」,讓三百多名具有中央委員身份的正部級官員投票選擇除習近平和李克強之外的五名常委,進行摸底。並打算以這個基礎,把有高層民意基礎的名單,向十八大的與會者推介。

 

這種發展,為黨內民主帶來一線曙光。黨內群龍無首,沒有一個人可以說了算,那就必須借助民意,也就是要爭取多數人的支持,接受多數人的意願。要體現多數人的意願,最有效的方法莫如通過公開、公平、公正的民主選舉。

 

以中共今次搞「海選」的做法,顯示中共對民主選舉仍不大放心。他們要先搞一次不作真的預選,看看民意是否正合他們心意。如果民意與他們意願有異,他們就會趁開會前再做功夫。

 

今次高層的「海選」顯示:中共開始有「尊重」民意的傾向,但仍然想操控民意。但由於黨內已沒有一個派系可以完全掌握操控權,最後大家都只好接受多數人的選擇。那就不用搞事前的「海選」了,交正式的全國代表大會去選就是了。大家要爭位置,就得通過會前的公開競選,而不是在背地裏搞權力鬥爭。

 

中共的黨章規定,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都得由選舉產生。但中共的黨章卻沒有細緻規定選舉該如何進行。要各派勢力都肯接受選舉的結果,大家就先得在選舉方法的細則上取得協議。要選舉方法得到各方尊重,行之有效一段時間之後,民主制度才能逐步鞏固起來。

(轉載自20121010am730C觀點) 

 

 

 

 

 

 

 

2012年10月9日星期二

C 觀點 : 中央先改革 然後到基層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3317.aspx

中共原先已有一套黨內的民主制度,只是沒有切實執行吧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隔五年召開一次。與會者是來自全國基層單位,由黨員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代表。十八大就有2,270名代表。全國代表大會的主要工作,就是要選出中央委員會,再由中央委員會選出總書記以及政治局的成員,負責黨的領導工作。

 

這種做法雖然是間選又間選,不夠直接,但若果每一層的間選都能切實貫徹民主原則,亦不能說最後選出來的中央領導人沒有民主基礎。所以有人認為,中共的黨內民主應由最基層的黨代表選舉開始做。基礎做好了,之後的間選才有認受性。而我則認為,從現實可行性的角度來看,由最高層開始做起,會比基層開始容易。

 

中共有八千多萬黨員,分布在全國各地,大部分互不認識,水準又參差不齊,長期習慣接受上級領導,很難寄望他們一下子就懂得獨立自主地去投票。再者,要進行這麼大規模的民主選舉,需要一批專業的技術官僚去執行,才能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公開。中共還未在這方面有充足的人手和經驗,把民主選舉落實到全國的基層黨代表的選舉上。

 

比較可行的做法,是先從中央高層做起。規模比較小的,容易起步,更重要的是現時中共的安全感不足,會擔心在全國一齊搞會失控,損害現有中央領導層的既得利益。所以,只能在容易掌控的情況下,在中央高層做試點。

 

首先要做的是制定政治局常委會的決策程序,要容許成員在會內提出不同意見,經過充分討論,才進行表決。在敏感議題上,只要有一個成員提出要求,就得進行不記名投票;得出結果後,就得少數服從多數。只有黨中央核心領導人都接受及習慣了一套民主的會議程序後,才有條件把民主理念逐級向下推廣。

 

過去,中共不但在基層沒有民主,在高層也習慣了一言堂。廬山會議(八屆八中)原先是要修正大躍進及人民公社的過度冒進,但彭德懷的發言刺激了毛澤東;毛澤東一罵娘,成員就被懾服,紛紛把矛頭指向彭德懷。這種隨便把黨內不同意見上升到敵我矛盾的做法,令黨內根本沒有展開民主討論。

 

即使到了鄧小平年代,在處理六四事件上,鄧就沒有尊重過黨的組織制度。鄧當時已退休,黨的總書記是趙紫陽,但趙想通知外訪的人大委員長萬里回來開會也沒有機會。如果個別領導人可以隨時凌駕於組織之上,建立甚麼民主制度也沒有用。

 

中共的第一代領導人都已經離世,強人政治的年代已經結束,沒有人再可以一個人說了算,非進行集體領導不可。要進行集體領導,就得制定一套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遊戲規則。西方的「Robert's Rules of Order」講的只是會議程序,並不涉及政治內容;這種工具,中共其實也可以拿來應用。中央有了決策機制,才可以把民主改革推廣到基層。

(轉載自2012109am730C觀點) 

 

 

 

 

2012年10月8日星期一

C 觀點 : 中國該如何進行政治改革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3281.aspx

香港的論者在討論中國的政治改革問題時,往往只曉得以西方的政治理念硬加在中國的現實之上。他們只曉得批評中國的政治現實與他們的理想如何不同,卻拿不出一套可以達至他們理想的方法。他們只曉得要一步到位,卻不懂得分階段作策略部署。他們只關注自己的政治正確,卻不理會中國人民如何得到實質的改善。按他們的一套去做,中國的政治改革只會是寸步難移。有時真令人懷疑,他們是否真想看到中國有進步?

 

中國的現實是:中國仍由中國共產黨執政,中共無意放棄它在中國的執政地位,暫時未有另一個政黨取代中共的執政地位;革命的代價太大,人民不願意為此作犧牲。在這種環境下,要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就得從中共黨內先行;否則,中共的黨內專制,就一定會在國家層面上反映出來。要中國有民主,先得在中共黨內有民主。這樣不會從一開始就威脅中共的執政地位,較容易為中共所接受。

 

中共是靠革命起家的。開始時先靠地下活動,到匯聚到起碼的核心力量之後,就起義發動革命戰爭,最終以武力奪取政權。在搞地下活動的時候,常以單綫聯繫的方式以避免組織一網被擒,黨員互不相識,很難進行民主選舉。到革命戰爭時期,為了戰爭的勝利,軍隊必須絕對服從上級領導,不強調獨立思考。

 

由此可見,靠革命奪得政權的政黨,很難建立起民主的傳統,要中共走向民主,絕不容易。有人建議:在地方基層的黨代表選舉中,先引入不記名投票的機制,同時降低成為候選人的門檻;然後就可以在這個基礎上由地方代表以民主的方式選中央領導人。

 

這其實就是中共現有的機制,只不過現時的機制,候選人皆由上級黨組織指定,基層黨員選擇有限。不過,即使引入不記名投票的機制,作用一樣不大。

 

因為,以現時黨內盡量保持意見一致的情況下,即使基層黨員可以不受干預地進行自主的投票,他們也不容易作出選擇的判斷。即是說,有得揀,也不知揀哪一個好。因為大家一向的主張都差不多(受制於黨內必須意見一致的要求),候選人根本沒法展現出路綫上的差異,這叫選民如何去判斷?結果只能揀候選人的能力,而不能揀候選人的政治路綫。但找來一個能力高的人去執行錯誤路綫,只會把錯誤加深、加快。

 

要讓基層黨員在選舉時有真正的選擇,關鍵是要容許黨內有不同意見的交鋒。中共即使不容許黨外有黨,仍得容許黨內有派,並容許不同政見者在傳媒上公開自己的看法,以及容許基層黨員自由選擇支持哪一派的意見。

 

近年,中共的一些已退休的老幹部,以至在任的總理溫家寶,都在不同的場合發表了一些較開明的政見。希望這種情況會愈來愈多,逐步令黨內的派別透明化;這樣,黨內民主才有實質的選擇基礎。

(轉載自2012106am730C觀點) 

 

 

 

 

2012年10月5日星期五

C 觀點 : 中國必須進行政治改革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3244.aspx

中共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於十一月八日在北京舉行。世人比較關心的是誰可進入中央政治局,成為新領導的班子;但更重要的是,今次大會能否為未來的政治改革,訂定較為明確的方向。

 

自從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經濟增長很快;但由於政治改革跟不上,社會的矛盾日趨嚴重,民間的不滿經常釀成社會事件,令中央政府為了維穩,疲於奔命。

 

當前,中國政治制度的最大問題是官員責任倒掛——官員只向上負責,而不用向下負責。要向上負責,因為這官是上司任命的,不向上負責,官位就可能保不住。沒向下對人民負責,是因為人民沒有權選政府,官員不向人民負責,人民也沒奈何。

 

理論上,中央政府的主要官員皆透過人民代表大會選出,而誰可以當人民代表則由地方官員決定,肯按照黨的指示當橡皮圖章的,才有機會做人民代表。

 

按不成文的規定,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等重要職位,皆得由中共政治局常委擔任。此之所以,外間對中共十八大的重視,還超過明年春召開的人民代表大會。在中共心目中,天下是他們打回來的,中國該由他們執政。

 

中共雖說「執政為民」,但中共官員的主要任務是要維護中共的執政地位,為人民服務只是作為一種手段吧了。這是中共經常與人民產生利益衝突的主要原因。

 

中國人多地廣,情況參差複雜,在現階段當未看到有另一個政黨有足夠的執政能力去替換中共。在時機未成熟時勉強為之,只會導至社會內亂,人民受苦。人民如果有得選擇,可能寧願看到中共的改革派抬頭,逐步修正現有的錯誤,而不是發動另一場新的革命,去重建烏托邦。在中國,革命的結果往往只是導致一個新的專制政權的出現,還是選擇在現有的基礎上不斷進行修正改良比較穩妥。

 

另一方面,中共亦得明白,人民對現況已感到很不耐煩。現時社會貧富懸殊,經濟增長的利益大部分落在黨官與國企手裏,基層民眾不但分不到一杯羮,而且常被欺負,投訴無門。公安機關常與黑社會勾結,而法庭則偏袒權貴,人民生活缺乏安全感。長此下去,中共花多少錢也沒法維穩,只有立即進行政治改革,才是不二之途。

 

中共必須立即檢討自己的歷史角色,明白一個革命黨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後,就得逐步退出歷史舞台。第三世界的一些軍政府,在國家經濟起飛,人民教育水平提升後,已逐步把權力還給人民。中國亦只能朝這個方向走。中共應在這個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而不是阻礙歷史前進。

(轉載自2012105am730C觀點) 

 

 

 

 

 

 

C 觀點 : 中國必須進行政治改革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3243.aspx

中共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於十一月八日在北京舉行。世人比較關心的是誰可進入中央政治局,成為新領導的班子;但更重要的是,今次大會能否為未來的政治改革,訂定較為明確的方向。

 

自從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經濟增長很快;但由於政治改革跟不上,社會的矛盾日趨嚴重,民間的不滿經常釀成社會事件,令中央政府為了維穩,疲於奔命。

 

當前,中國政治制度的最大問題是官員責任倒掛——官員只向上負責,而不用向下負責。要向上負責,因為這官是上司任命的,不向上負責,官位就可能保不住。沒向下對人民負責,是因為人民沒有權選政府,官員不向人民負責,人民也沒奈何。

 

理論上,中央政府的主要官員皆透過人民代表大會選出,而誰可以當人民代表則由地方官員決定,肯按照黨的指示當橡皮圖章的,才有機會做人民代表。

 

按不成文的規定,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等重要職位,皆得由中共政治局常委擔任。此之所以,外間對中共十八大的重視,還超過明年春召開的人民代表大會。在中共心目中,天下是他們打回來的,中國該由他們執政。

 

中共雖說「執政為民」,但中共官員的主要任務是要維護中共的執政地位,為人民服務只是作為一種手段吧了。這是中共經常與人民產生利益衝突的主要原因。

 

中國人多地廣,情況參差複雜,在現階段當未看到有另一個政黨有足夠的執政能力去替換中共。在時機未成熟時勉強為之,只會導至社會內亂,人民受苦。人民如果有得選擇,可能寧願看到中共的改革派抬頭,逐步修正現有的錯誤,而不是發動另一場新的革命,去重建烏托邦。在中國,革命的結果往往只是導致一個新的專制政權的出現,還是選擇在現有的基礎上不斷進行修正改良比較穩妥。

 

另一方面,中共亦得明白,人民對現況已感到很不耐煩。現時社會貧富懸殊,經濟增長的利益大部分落在黨官與國企手裏,基層民眾不但分不到一杯羮,而且常被欺負,投訴無門。公安機關常與黑社會勾結,而法庭則偏袒權貴,人民生活缺乏安全感。長此下去,中共花多少錢也沒法維穩,只有立即進行政治改革,才是不二之途。

 

中共必須立即檢討自己的歷史角色,明白一個革命黨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後,就得逐步退出歷史舞台。第三世界的一些軍政府,在國家經濟起飛,人民教育水平提升後,已逐步把權力還給人民。中國亦只能朝這個方向走。中共應在這個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而不是阻礙歷史前進。

(轉載自2012105am730C觀點) 

 

 

 

 

 

 

2012年10月4日星期四

C 觀點 : 習近平是改革派嗎?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3222.aspx

有報道說,習近平()最近會見過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胡德平並沒有在中共黨內任要職,習見胡不應是為了公事;更可能的是習要展示一種政治姿態。胡耀邦是中共黨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與胡耀邦的兒子接觸,會被視作向改革派靠攏的一種做法。習近平可能想藉此在十八大爭取更多的改革派支持。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發展模式上的改革可謂翻天覆地,但政治改革卻停滯不前。社會上積累的問題已愈來愈多。胡溫也承認。若果還不進行政治上改革,中國難有出路。

 

然而,一進行改革就無可避免會損害既得利益者。因此,中共的當權派只敢口頭上講改革,一到行動就知難而退;沒有人敢為了政治上的改革,而動搖中共的領導地位。當權者的權力來自中國共產黨,損害中共的利益,亦等同損害當權者自己的利益,此之所以,黨內贊成維穩的人多,支持改革的人少。

 

究竟習近平是改革派還是維穩派?外間有不同的評估。據維基解密披露的美國密電顯示︰他是個「好人」,不貪錢、不貪污、不好女色。但習的家屬成員亦有在商界活動,容易被人誤會借習的地位獲取利益。不過,這是中共高層家屬的普遍現象,即使是胡耀邦或朱鎔基的親屬,亦難免走上這條路。習近平本人至今還算清廉。

 

中共行中央集權制,強調黨內意見一致。因此,習近平在未當權前,不可能展露出與黨中央不一致的看法。薄熙來搞重慶模式就沒有好下場。

 

其實,習近平任浙江省委書記的年代(20022007),也曾低調地推行過他的浙江模式,可以大約反映他的施政路向。

 

浙江的經濟實力,在全國各省中常排在前位,其特色以民營的中小企為主導,在中溫州與寧波的中小企,全國聞名。香港人只知道溫州人擅於炒賣,但實際上溫州人做實業也有一手。浙江的中小企能有這麼好的發展與習近平在位時,願意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很有關係。

 

胡溫主政中央期間,眼見金融海嘯後,西方政府亦大量參與市場活動,覺得社會主義國家更加不能只依靠市場力量,所以才出現國進民退的現象。這其實扼殺了民企的積極性。希望習近平上台後,能遏抑國企過度壟斷市場,讓中小型的民企有較多的發展空間。這樣,中國的經濟在面對西方的債務危機時,才會有更好的適應力。

 

此外,浙江的溫嶺曾出現過地方政府把財政預算公開讓人民提供意見的制度改革,習近平一直沒有干預,所以一行行了八年。這種讓公眾參與審查政府財政的做法,在大陸十分罕有,希望習近平上任後,可以提升中央政府施政的透明度。提供機制予人民議政。這比花錢搞維穩應更有功效。

 

從以上的情況來看,習近平可能比胡溫更願意作改革。

(轉載自2012104am730C觀點) 

 

 

 

2012年10月3日星期三

C 觀點 : 十八大中共換屆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3188.aspx

中共正式公布,將於十一月八日召開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選出黨的最高權力機關。這將影響中國未來十年的命運,對香港、對世界都有一定的影響,值得讀者關注。

 

中共未執政之前,黨員都是通緝犯,活動必須隱蔽地分頭進行,無法有效地召開全國性的代表大會,自幼就養成了不按黨章辦事的壞習慣。毛澤東自比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在遵義會議上,毛明知得不到與會者足夠的支持,未經正常的程序,就把自己的支持者也帶進會場,一起參加會議,美其名為開擴大會議,反映更多人的意見。毛就是靠這種方式,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因為劉少奇與鄧小平在黨內是多數派,如正式開會,毛沒法得到足夠的支持,所以發動紅衛兵,以訴諸群眾,訴諸情緒的方式,把劉鄧拉下台。

 

由於鄧小平自己也是受害者,所以鄧上任後,刻意想重建黨內的規章制度。鄧很清楚︰自他之後,中共的第一代領導人都得退出歷史舞台,黨內再找不到人可以一個說了算。中共必須從強人政治走向集體領導。要集體領導,就得有一套大家都遵守的遊戲規則,以免換屆時出現激烈的內部鬥爭,造成內耗。

 

為了避免高層幹部戀棧權位,都死在任內,沒法及早作好接班安排;自1982年起就推行退休制度,一般退休年齡為六十五歲,過了七十歲,就不可當選任新職務。鄧小平退下來之後,還可以在後面指指點點。江澤民在這方面已沒有這麼大的影響力。至於胡錦濤,在退下來之後,應會淡出得更快。

 

毛澤東死後,中共不再設主席,只設總書記一職,每屆任期五年,雖沒有連任限制,但基本上只連任一屆,因為在位十年後,基本上已到退休年限。

 

為了避免接班人難產,鄧小平搞了一套隔代委任的方法,鄧小平退任時,委任了胡錦濤,江澤民退任時,委任了習近平。這樣,下一屆誰任領袖,就早有定案,大家都無得爭。

 

然而,要提前十年做好接班人的安排是否太早,中間可能會出現變數,並非一種很妥當的安排。再者,一早有了安排,還要開大會選舉嗎?這分明有違黨內民主的理念。所以這種安排沒法寫入黨章。

 

現時,中共在開大會前,基本上只內定了兩個政治局常委,一個任總書記,將來會安排人大選他做國家主席;另一個則是將來任國務院總理的人選。在十八大,這兩個人就是習近平與李克強。

 

至於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成員(還有五個),則會通過差額選舉產生。中共內部有不同的既得利益者,派系林立。大家只能控制自己圈子內的代表如何投票,卻控制不了其他代表。所以最終誰能當選仍有變數。機會較高的應是張德江與王岐山。我個人則希望俞正聲與汪洋兩位改革派也能入圍。

(轉載自2012103am730C觀點) 

 

 

 

 

 

 

 

2012年9月28日星期五

C 觀點 : 羅姆尼失言 傷選民感情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3114.aspx

羅姆尼()在一個面對自己支持者的閉門籌款活動中,被隱閉的攝錄機拍到一段侮辱奧巴馬選民的講話,引起輿論譁然。即使是美國的右派,也認為羅姆尼的定位失誤,可能會把近半選民嚇走,招致共和黨在總統大選中失利。

 

羅姆尼在該次講話中,指控奧巴馬的支持者(民意調查顯示約佔47%),正是美國社會中那批不用交薪俸稅的人(資料顯示佔美國家庭46.4%)。這類人依賴政府,以為自己是社會的受害者,政府有責任照顧他們。他們不用交稅,所以共和黨的減稅建議對他們沒有吸引力。

 

其實,美國不同香港,人人都得交稅,他們不用交薪俸稅也得交銷售稅,而且細算起來,窮人交稅佔入息的比例比富人還要高,怎可以說47%的美國人沒有向國家負起責任,只依賴政府照顧?

 

羅姆尼認為這類選民會被奧巴馬的社會福利政策所吸引,不會支持共和黨。如果這是事實的話,共和黨在今次大選中勝出的機會接近零。奧巴馬只要在餘下53%的選民中再爭取到略高過3%的支持,就可以在大選中勝出。哪有總統會蠢到自己定位不代表47%的全國人民,他還想做美國總統嗎?

 

實際的情況是羅姆尼並非在向全國發表演說,他的講話對象是共和黨的捐款者,他為了贏取這批人在金錢上的支持,必須表示自己的反對立場十分堅定,對只懂得伸手向政府拿福利的人非常不滿。

 

以共和黨為首的美國右派,對奧巴馬把美國的醫療社會福利化非常不滿,認為會破壞美國社會長期以來認同的個人承擔理念。美國的右派認為,社會福利只是一種對不幸者的救濟,而不能視作人人應有的權利。他們認為歐洲國家就是因為把福利當作人民應有的權利,導致拿福利的人不會覺得不好意思,甚至會認為拿得不夠,政府沒有保護他們該得的權利。

 

美國的右派把社會上的人分做兩類,一類是貢獻者,一類是依賴者。在一個健康的社會裏,貢獻者應該比依賴者多。這樣,政府只需向貢獻者收取比例不太高的稅,就可以照顧依賴者。但若果依賴者愈來愈多,貢獻者要負擔的稅務就會愈來愈重,最後連工作的積極性也會失去。結果人人都加入依賴者的陣營,弄到經濟失去動力,國家沒落為止。所以他們對把福利視作權利的觀念深惡痛絕,認為這只會誘使人民都去做依賴者。

 

美國的右派認為,美國的依賴者已多到接近臨界點,現在已接近一半,一旦超過一半,國會就會被這類人控制,總統就會代表這類人的利益,政策就會向社會主義傾斜,國債就永遠沒有機會償還,美國將淪落為三等國家。

 

右派的擔憂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羅姆尼要做的是令支持奧巴馬的47%選民也明白這個道理,而不是鄙視這批選民,把他們趕給奧巴馬。按民意調查,絕大多數選民仍認同自食其力的理念。

(轉載自2012928am730C觀點) 

 

 

 

 

2012年9月27日星期四

C 觀點 : 新界可發展農業嗎?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3092.aspx

有關新界東北該如何發展的爭論,引起人們關心久被遺忘的香港農業。香港還有農業嗎?香港的農業有多大的產出?香港該為農業發展付出多大的代價?

 

據政府漁農自然護處署的資料,香港現時約有2,500個農場,佔地約734公頃,直接僱用了約4,600個工作人員,佔總勞動人口只有0.13%2010年香港的農業生產總值約6.15億港元,佔香港生產總值的0.034%,數字顯示,農業的產出能力,遠不如香港的平均生產力;當農民的收入只及一般行業的四分之一左右。

 

農業的增值能力不及工業,更不及服務行業,是一個不可改變的現實。因為農業生產主要靠陽光、雨水與葉綠素,靠天多過靠人。由於農業的增值低,人可以發揮的作用有限,全世界的人都在棄農從工,遷往城市生活。純靠農業的收益,根本沒法維持現代化的生活水平。

 

很多發達國家仍能維持基本的農業,全靠政府的補貼,這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食物靠農業提供,如果一個國家連食物也不能自給自足,打起仗來就會受制於人。所以歐美國家都會用公帑高價收購農民的產品,以鼓勵農民不要轉行,繼續維持自己國家的農業。

 

香港政府沒有這樣做,是因為補貼也沒有用。香港的地方細,耕地只有18平方公里,即使全面復耕也養不起香港這麼多人,最多只能養十萬人。所以,香港無法不依靠糧食進口,政府早已放棄了糧食自足的努力。有些主張恢復在香港發展農業的團體,認為政府不應只偏重金融業與服務業的發展,而應該撥出更多的資源去發展農業,令香港的產業多元化。但這只對他們一小部分人所選擇的生活方式有幫助,對香港的整體經濟卻沒有多大好處。

 

在香港大力發展農業,不但不能解決食物自足的問題,而且會拖低香港的整體生產力,香港人就沒法維持現有的生活水平。沒有高增值的金融業與專業服務業,香港的基層只會收入更差。大家都是做清潔、當信差,在香港做一定好過在沒有金融業的城市中做。此外,如果香港的整體產出下降,政府亦沒法維持現有的社會福利,基層的生活會更困難。屆時,即使政府肯補貼農業,也缺乏財政資源。

 

香港大力發展農業的最大好處,是可以解決雙非孕婦和住屋問題,因為內地人來港產子,絕不會是希望他們的子女將來可以當農民。如果香港不重點發展一些高產出的行業,香港的經濟就會落後,香港就吸引不住那麼多的人才,有部分人就會離開香港。屆時,香港的住屋不足問題亦會逐步減輕,需求下降會令樓價回落。買樓雖然會容易一些,但生活可能會更艱難。

 

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是不應該為了保育農業,而放棄在新界發展新市鎮的。少數人不應把他們的選擇強加於整個社會的頭上。不遷不拆,不接受賠償,並非理性的做法。

(轉載自2012927am730C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