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民連的出現，向左拉闊了泛民的政治光譜，而公民黨選擇靠攏社民連，更令光譜的中段出現真空；泛民撕裂，迫使民主黨要與激進派劃清界線，改行一條較為溫和的路線。這種發展，令香港民主運動出現了兩條路線的鬥爭。究竟香港今後的民主道路，應該沿用激進的手段去尋求一步到位，還是應該轉行較溫和的路線，分階段去達至呢？
回顧人類的歷史，和平演變應該是主導，激烈的突破只屬特殊環境下的偶發事件。以香港現時的狀況，儘管社會存在著一定的矛盾與怨氣，但遠未至民不聊生的境地。香港有基本的社會安全網，基層的溫飽不會有問題；現時香港失業率只有5.4%，比大部分發達地區都低；且政府有大量財政盈餘，有需要時可以調動資源救市；加上治安良好，公務員系統廉潔兼有效率；以香港人的脾性，在這種環境下，他們是不會起來革命的。
不過，一次過作天翻地覆改變的理念，對年輕人往往非常吸引。我年輕時也曾「革命過」。因為革命可讓年輕人對將來有美好的幻想，令生活變得更有意義。革命行動轟轟烈烈，充滿浪漫，投身革命，更能把渺小的個體，融入為民請命的群體之中，令生命得到昇華。此之所以，香港的八十後，參與過示威遊行之後，紛紛著迷，愈搞愈有勁。
然而，歷史上的革命並不一定成功，而且代價沉重。成功如法國大革命，對社會帶來的破壞一樣十分大，人民不但要在革命期間作犧牲，革命後依然要繼續受苦。伴隨革命勝利而來的是殘酷的派系鬥爭，被送上斷頭台的同志比貴族還要多。人類的醜行，大部分是在高舉革命旗幟時做出來的。
更可惜的是，經過一番犧牲後，革命遠沒有想像中那麼徹底。法國革命沒多久，拿破崙就為自己加冕，而一度嚮往革命的法國人民，卻一樣可以為帝制復辟而歡呼，足見革命的淺薄與不可靠。因此，如果有得選擇的話，我寧願把社會改革工程斬件進行，先作小步試探，錯了可改，穩固了才再進。
英國在政制改革上行的路線與法國不一樣，他是循序漸進，不求一步到位，中間不斷與既得利益者有妥協，有利益交換。十三世紀初的大憲章，本身就是在和稀泥，既把部分皇權分給了貴族，又為市鎮居民與自耕農帶來更多的自主空間，同時又不忘安撫教廷，一點也不徹底。
英國至今仍行君主立憲制，上議院還有世襲的議員，英國人似乎不急於把這種最反動的功能組別踢走。香港人可以在2017年選特首，但英國人至今仍不能直接選首相。這些都沒有影響英國社會走向文明，人民可以有自主的生活。由此可見，香港激進派所堅守的那一籃子民主原則，從來都不是絕對的，沒有必要非捆綁在一起的。民主黨今次的讓步，實質上為香港的民主發展打開了新契機，怎可以說是出賣了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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