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31日星期二

C 觀點 : 國民教育不應因噎廢食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1565.aspx

星期日有人發起遊行,要求政府撤回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計劃。事緣一份由政府資助編寫的教材,在論及中國模式時,內容偏頗,有為中共塗脂抹粉之嫌。人們因而擔心,北京有意以國民教育為名,向香港青年學生洗腦,想把他們培養成中共政權的擁護者。

 

香港人很多都是因為不認同中共的那一套,才離鄉別井來香港避難的。所以對政府有意把內地那套國民教育的方式移植來香港非常敏感,極之反對。

 

這種取態,在香港可謂人同此心,不難理解。然而,對國民教育也不宜因噎廢食,完全加以否定。因為,我們要反對的只是內地式的國民教育,而不是國民教育本身。

 

近期廣受美譽的法國高中會考哲學科的試題,其中有一條也可被視作與國民教育有關的。題目問:如果國家不存在,我們是否會更自由?

 

表面上看,如果沒有國家,自然沒有國界;沒有國界,自然沒有關稅,沒有入境限制;更重要的是,可以沒有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不用生靈塗炭。世界豈不是因而可以變得更美好?

 

法國是最愛自由的國家,未見倡議取消國家,改由聯合國成立地球村政府算了;可見取消國家至今仍是一種理想,歷史條件則尚未成熟。

 

在歷史上,國家並非一開始就出現的,而由氏族、部落、城邦、逐步演變出來的。國家的出現,並非地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反映國家的存在,有其普遍的價值。

 

英國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對未出現國家前,人在自然狀態下的生活,有過這樣的猜想:由於資源不足,財產沒有法律的保障,人為了生存,就會使用暴力,陰謀,去爭奪生存的機會。在這種狀態下,人的生命與財產隨時受到威脅,生活全無保障。為了擺脫這樣恐怖的生活,人必須訂定社會契約,每人都得把部分權力交付給國家,由國家統一去安排,譬如國防、治安、產權保障、合約履行等。國家需要有一定的凌駕個人的權力,就是為了保障由眾人締結的社會契約可以得到履行。

 

究竟個人應該放棄多少權力去換取國家的保障?國家的權威應在甚麼位置適可而止?個人對國家是否有必然的責任?在甚麼情況下,國家可以要求個人作某些程度的犧牲?國家是否需要在哪些地方接受個人的問責?國家機構該如何產生?如何更新?當個人與國家不一致的時候,可作怎樣的取捨?

 

以上是每一個人作為國民的時候都要面對的問題,亦是國民教育的主要內容。如果我們不想我們的年輕人輕易被人洗腦,我們應及早讓他們思考這些問題,而不是因某本參考書編寫得不好,就把國民教育的需要也否定了。

(轉載自2012731am730C觀點)

 

 

 

 

 

 

 

 

2012年7月30日星期一

C 觀點 : 中國模式在混沌中演變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1534.aspx

連寫了多篇關於中國模式的文章,先談它的優勢,再談它的不是。我的目的是讓讀者可以從多角度,去看那些正反因素在影響着中國模式的演變。

 

這些文章,如果單獨拿一篇來看,都有其片面性,不宜拿來做結論。但即使綜合來看,各人亦可以有不同的結論。我自己的結論相對樂觀,傾向認為中國模式尚可持續數以十年計。

 

中國雖然分配不公,已導致貧富懸殊,但整體而言,中國是正富起來;即使是中國的窮人,生活也在好起來。與歷史上的情況相比,近期中國人富起來的速度,的確比過往大部分時間都要快。

 

從統計數字去看,中國人壽命正在增長,嬰兒的夭折率正在減少,動物蛋白質佔食物中的比重正在增加,電網、自來水網、公路網、鐵道網、電訊網等覆蓋率也愈來愈高,家庭電器、汽車、電腦的使用率亦在不斷普及。大部分中國人都在這場轉變中有所得益,我們不能因為富士康的工廠有工人跳樓,就以偏概全地認定中國人的生活正每下愈況;並誤以為人民已忍無可忍,隨時會起來革命。

 

中共現時的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雖有掛羊頭賣狗肉之嫌,但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他們可能更喜歡狗肉,而不是羊肉。中共的表裏不一,只會影響中共自身的成長,但未至於與人民的路向不一致。

 

中共雖有嚴重的貪污問題,但中共的貪官似乎並非完全沒有辦事能力。中共的管治尚未因貪腐問題而癱瘓。此外,中共為了在國際舞台上與別國競爭,對影響國家機器順暢運作的貪污亦不會容忍;中共的行政能力,整體而言,並不比一般國家差。

 

再者,中共黨內亦非鐵板一塊,有頑固派,亦有開明派。雖然有人入黨是為了升官發財,但亦有人是想貢獻國家為人民服務。這兩股力量一直在黨內較量,並與社會的大環境不斷互動。

 

隨着中國的經濟條件改善,人民的自我意識已愈發成熟,教育水平的提升,令人民有較高的獨立思考能力,加上互聯網的普及,人民的視野已愈來愈闊,中共的頑固派已不易用過往的方法去控制人民。這種形勢正促使中共不得不進行改革,讓開明派有上位的機會。

 

此之所以,中共與人民之間的矛盾雖時有發生,但不至於一發不可收拾。這種情況令中國經濟可以在一個相對平穩的環境下發展。中國人的勤勞與智慧,因而發揮得比歷史上其他的時代為佳。

 

其實,所謂中國模式,並非純由中共主導,人民才是主要的持份者。中國人民難道沒有自己的追求?他們在歷史的局限下,一樣會自強不息,一樣會因應環境而盡量一展所長。表面上,中國模式還是一片混沌,但混沌中才有變化,才會演變出一種新的秩序。所謂中國模式,就是在人民的互適互利下產生的。

(轉載自2012728am730C觀點)

 

 

 

 

 

2012年7月27日星期五

C 觀點 : 表裡不一的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常予人難以持續的感覺,是因為它表裡不一。表面上,中共對外宣稱:他們走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但實際上,它只有中國特色,卻並非社會主義道路。

社會主義的最大特色是:(i)生產資料由全民所有,而非由私人資本家所有:(ii)按勞動的增值來分配勞動成果,而非按投資的股本來分配投資的盈利;(iii)推行全國性的計劃經濟,而非任由私人企業在市場上進行自由競爭。

然而,在今天的中國,無論是國企是民企,都行股份制。不少國企還上了市,部分股份已落在私人,甚至落在外國投資者手裡。整體而言,中國的生產資料已非由國家或全民所有,而分配方式更全面資本主義化──企業的盈利全部按股份分配,工作人員只能拿市值工資。至於計劃經濟,則連中共自己也承認有不妥之處,所以需要推行社會主義式的市場經濟。國家雖依然有訂五年計劃,但只訂宏觀的大方向,不會為企業制定具體的生產指標。

這些做法與社會主義理論皆背道而馳。從馬克思到毛澤東,都不會說中國現在行的是社會主義道路。我並非說中國一定要按死人的說法,去行一套過時的理論,但總不能掛羊頭賣狗肉,表裡不一。

如果原先的理論已與社會發展的現實不符,需要作一定的修正是很正常的事。但中共擔心這種修正會損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威信,甚至動搖中共作為執政黨的地位。此之所以,自改革開放後,中國雖不斷向資本主義靠攏,但中共仍堅持說自己在行社會主義道路。

政黨的組成全憑一套信念,如果一個政黨說的是一套,行的又是另一套,那它的成員要麼就是自欺欺人的阿Q,要麼就是別有用心的野心家。現實是,愈來愈多的新黨員,在入黨的時候已沒有甚麼信念,入黨的目的只是為了升官發財。

一個由這種成員組成的政黨,只會熱衷維護自己的執政黨的地位,私分國權黨有的利益,而所謂「執政為民」,已經成了方便自己繼續騎在人民頭上的幌子。試問一個這樣的政黨,怎可能與人民長期保持利益一致?

當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基層也多少分到一杯羹,執政黨與人民的矛盾還不致太嚴重。但當經濟放緩的時候,因社會分配不公,官僚管治失誤所引起的矛盾就會激化。任何維穩的手段,只能使問題暫時紓緩,而解決不了社會的深層次矛盾。此之所以,中國模式會予人無法持續的感覺。究竟中國未來的出路如何,只能留待下次再談。
(轉載自2012727am730C觀點)







2012年7月26日星期四

C 觀點 : 從貪腐惡化看中國模式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1479.aspx

中國模式之所以被懷疑會難以持續,是伴隨它一起出現的貪污腐化正日益惡化。這不但損害了老百姓的基本利益,還破壞著中國模式自身的系統機制,令系統走上自毀的道路。

 

在毛澤東時代與改革開放的初期,貪污雖對社會有一定的損害,但在某程度上亦有正面的作用。

 

在毛澤東時代,計劃經濟從上而下,政府無所不管,非常死板。在實際運作的時候,貪污成為一種潤滑劑與疏通渠道,否則中央的失誤會無法修正,而人民亦會生活得更沒有自由。

 

到改革開放初期,為了推行市場經濟,必須迅速地讓部分國有企業轉為私人企業。但若果等民間企業自行作原始資本積累,費時甚久,而且可能未成大業就在全球化的競爭中夭折。要加快公轉私的速度,就必須學歐洲圈地運動那樣,進行圈企運動——掌握權力的官員,下海成立皮包公司,利用銀行的貸款,買下原先自己所管理的企業。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沒有貪腐,皮包公司怎能借到銀行的低息貸款?而民企又怎能以這麼低廉的代價買到國企?由此可見,如果沒有貪腐,改革開放根本不會這麼快就成功。

 

很可惜,當公轉私的歷史任務基本完成後,中共並未掉過頭來進行肅貪,而是繼續容忍貪官進行官商勾結,殘民自肥。

 

在毛澤東時代,老百姓走後門,只不過想換取生活上的某些方便,官員所獲得的利益相對有限。現在走後門的是大商家,要求換取的是社會層面的商業利益;這就不只是金額龐大的問題,而是廣大人民利益可能因而被出賣。結果,有毒與不安全的產品可以不斷地在市場上行銷;黃、賭、毒等不法勾當,常獲得官員包庇。人民眼見官員都以權謀私,不理人民死活,又怎會對這樣的政府有信心?

 

中共黨內不是沒有人看到貪腐問題的嚴重性,不斷有人提出警告,這可能會導致亡黨、亡國,但至今為止,嚴打貪污只停留在做些門面功夫的層面,沒法追究到底,因為深挖下去,必然會涉及地位更高的領導人,而且一抽就是一大串,整個黨組織都可能被破壞,結果沒有人敢動。中共內部有一種說法,貪腐問題雖可能導致亡黨、亡國,但若要去清除貪腐,則可能立即導致亡黨。因為貪污已如癌細胞一樣,擴散到黨身體的每一個組織。

 

然而,若是貪腐問題沒法解決,所謂中國模式亦會難於持續。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經濟增長得這麼快,很大程度是靠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所解放出來的生產力。但市場經濟需有一個公平的自由競爭的環境。若是只有那些與官僚系統有裙帶關係的人才能獲得生意上的方便,而那些正當商人卻處處被為難,市場就無法進行優勝劣敗的選擇,結果是弱種流傳,中國就會因此在國際市場上失去競爭力。

(轉載自2012726am730C觀點)

 

 

 

 

 

 

 

2012年7月25日星期三

C 觀點 : 中國模式 難增內需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1454.aspx

中國的經濟增長,過去主要靠出口與投資,內需所佔的比例,遠不如西方國家。現在中國出口的增長已經放緩,而投資亦因中央要調控地產而失去了主要動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只得把未來經濟增長的希望寄託在內需上。中國政府在這方面作過不少努力,但成效並不顯著。

 

中國政府曾試過以價格補貼的方法,鼓勵農民買車與家庭電器;但補貼一完,需求就立即下降,反映這並非長遠之計。

 

中國政府又取消了農業稅,這無疑減低了農民的負擔,但能夠釋放出來的購買力實在有限。因為農業稅只佔GDP一個極小的部分,農民即使把省下的稅款全花掉,也不足以拉動GDP增長去抵銷出口放緩。

 

再者,中國的農村購買力,主要來自農民出城打工的收入。但近期中國的出口增長放緩,農民要出城打工,工作機會已不像以前那樣源源不絕。近期,江浙一帶就頻傳有工廠大批倒閉的情況。在這種形勢下,傳統的增加內需方法是不管用。中國要增加內需,必須對分配制度作結構性的改革,才有機會突破現時的瓶頸。

 

中國雖稱自己為社會主義國家,但分配制度基本上已資本主義化。中國的企業,無論國營還是民營,都行股份制,即是說,企業的盈利得按投資者所持的股份比重來分配。廣大的僱員只能拿到工資,而不能分享勞動成果。

 

工資受制於人力市場的平均價,工資上升到有替代能力就會止步。企業的盈利大部分落入少數出股本的人的手裡。這些人錢賺了不少,但由於個人的消耗能力始終有限,就算他們窮奢極侈,亦製造不出來多少內需。

 

因此,中國必須把廣大的僱員也視作企業的持份者,並建立機制讓他們也可以分享企業的利潤,才可以把中國的內需真正釋放出來。這樣,當經濟增長的時候,內需也會同步上升,而不只是股東賺錢多了。

 

中國的資本累積已不少,股東賺多了的錢已不容易找到新的投資機會,所以只能投在金融與房地產市場,引來投機風氣,連大蒜也被炒賣至不合理的價錢,中國政府被迫抽緊銀根,以防通脹惡化。結果反拖慢了經濟增長。

 

現在中國政府能夠做的,只是以行政命令,每年逼企業增加最低工資,希望藉此增加僱員的消費能力。然而,這種靠政府指令去增加工資的方法,往往與市場脫節。有些原先利潤不多的企業,可能因而被迫倒閉,結果導致工人失業,內需更加無法增加。

 

由此可見,原有的中國模式,分配結構基本上是資本主義式的。資本主義的周期性經濟衰退,一樣會在中國出現,中國如果不願意對現有的模式作結構上的改革,中國模式之前的威力,將日漸消退。

(轉載自2012725am730C觀點)

 

 

 

 

 

 

 

2012年7月24日星期二

C 觀點 : 從全球市場看中國模式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1428.aspx

中國之所以能在近年增長得這麼快,與中國從農業走向工業化的時候,剛遇到全球市場一體化有密切的關係。

 

工業的增值能力遠比農業高,兩者相差數以百倍計。中國的農村有這麼多的剩餘勞動力,如果能夠逐步解放出來,足以支撐中國在一百年裡,都維持近雙位數的增長。

 

然而,單靠有生產力,不足以支持經濟不斷高速發展。西方國家都不缺乏生產力,而是生產能力過剩,以至沒法把生產出來的產品都賣出去,以至投資招來虧損,經濟發展因而無以為繼。

 

產能過剩源自需求不足,需求不足源自分配不公,以至廣大的打工一族沒法分享勞動成果,令社會缺乏足夠的消費能力去支持經濟持續增長。過去西方在走工業化道路的時候,都得把產品銷到國外去,為了打開國外市場,西方國家不惜出動炮艦,四處建立殖民地。

 

中國走上工業化道路的時候,剛好碰上世貿協議得到落實,令中國的產品可以行銷全世界,沒有受到關稅的阻撓。這是中國經濟久久未遇到產能過剩的主要原因。

 

中國過去比較窮,只需很微薄的工資,已足以吸引農民到工廠裡去出賣血汗,令中國的產品可以比其他國家都價廉物美,沒有一個其他生產國可與中國的產品競爭。

 

加上在那個時代,西方正在透過寬鬆的信貸去鼓勵消費,大家都在先使未來錢,令中國的產品不愁沒有人要。

 

然而,近期情況已出現變化:(i)金融海嘯後,西方經濟已經放緩,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已沒有以前增長得那麼快;(ii)西方國家已意識到,不能完全放棄生產與出口,想透過迫人民幣升值,去減低中國產品的競爭力;(iii)一些第三世界的國家也開始工業化,他們起步比中國遲,但成本比中國低,一些低檔的產品,已足以與中國產品搶市場;(iv)中國的生產力實在太大,即使沒有新興國家的競爭,中國也足以餵飽整個世界市場,如中國出產的即用即棄打火機、汽水飲筒等,已佔有全球九成多的市場份額,根本已沒有增長空間;(v)中國的崛起已引來外國猜忌,不論政府還是民間都在下意識中抵制中國,令中國的產品在開拓市場時,不如以前那麼順利。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能否持續高速增長已很成問題。有人擔心,今年第三季,中國的出口增長會跌破10%,而中國的GDP增長則會低過7.5%,較悲觀的論者,認為中國經濟會硬著陸,所謂中國模式的神話,將從此破滅。

 

中國政府正努力透過經濟轉型走出這個困局,但遇到的問題很多,這些都要留待另文再談。

(轉載自2012724am730C觀點)

 

 

 

 

 

2012年7月23日星期一

C 觀點 : 政制並無終極方案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1395.aspx

本欄近日在討論中國模式的時候,無可避免要拿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作比較,並觸及西方模式的某些毛病。譬如:一人一票容易滋生民粹主義,而政黨輪替又會因產權不清而導至租值耗散。

 

我這樣說,並非要否定民主制度的好處,而是希望民主制度可以不斷進步;可惜,香港的激進民主派思想非常狹隘,容不下不同意見。一發現有人與他們的意見不一樣,就群起而攻之,亂扣別人帽子,硬安別人罪名;非要弄到別人不敢說下去才罷休。

 

這種作風,使人懷疑:香港的激進民主派跟文革時的紅衛兵似是同一路貨色,似在實施思想專政,多過似在推動言論自由。把自己的那套理念視作神聖不可侵犯,唯我獨尊,只會令這套思想日漸僵化,沒法借助外界的回饋,不斷進行自我提升。

 

我是因為擁護民主,堅信人民在民主制度下會活得比專政更好,才冒天下之大不韙指出民主政制已遇到的問題。因為,如果這些問題解決得不好,民主國家就會在經濟發展上比不上威權國家,就會在國際競爭上被淘汰。

 

以一人一票的方式去做國家的決策,必然重量不重質,可惜多數人的意見並不一定是正確的意見。冰島人的多數意見是拒絕償還外債;希臘人的多數意見是政府不要收縮開支;美國人的多數意見是減稅優惠不宜撤銷;香港人的多數意見是最好由政府提供全民退休保障。大部分政黨為了討好多數人,或為了管治上的方便,都會犧牲社會的長遠利益,把難題留給下任政府再算。

 

老子說「天道不仁」,上天是不講道德與價值理念的。獅子專門捕殺剛出生的小牛羚,牠會念及母牛羚的感受嗎?古希臘比鄰近的蠻族文明得多,卻反被沒有文化的蠻族所消滅。民主國家不應自恃佔領了道德高地,就認為自己的政經系統一定會比其他國家優勝。

 

從近年世界經濟的發展不平衡來看,西方的經濟確實已出現動力不繼的情況,這與現在的政制存在著某些缺陷有關。如果我們希望自己的子女將來可以繼續在民主政制下生活,與其幻想威權政治的中國即將崩潰,不如認真檢視現有的民主制度,查找不足,予以修正。

 

當前已暴露出來的民主政制的問題有兩個:其一是選票只能計量,沒法計質,以至遷就多數人的政策經常出錯。其二是,政黨的輪替令政黨在任時只顧眼前,沒法為社會作超逾任期的考慮,導至租值耗散。這兩個問題都觸動現有民主理念的核心價值,要修正並不容易。

 

然而,人類歷史上何曾出現過一種社會系統可以永恆不變的?有生命力的系統都是靠不斷試錯去適應新環境的,硬要把現有的民主政制視作人類社會的終極模式,只會妨礙人類的演進,對社會起反動作用。

(轉載自2012723am730C觀點)

 

 

 

 

 

 

 

2012年7月20日星期五

C 觀點 : 「國權黨有」與「國權民有」的差別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1345.aspx

昨文指出:中共之所以能夠在調控經濟上取得更大的成效,是因為權力集中,中央領導人說一句話,就可以變成政策,在全國推行;不似西方民主國家那樣,還要先爭取社會共識,再交議會通過,到政策真的可以推行時,可能已事過境遷,為時已晚。

 

然而,一黨專政的結果是政府失去人民的監督,容易出現毛澤東之類的大獨裁者,人民付出的代價很大。人們寧願放棄操作效率,也不要專政獨裁。

 

不過,西方的民主政制,在「國權民有」的定義上仍界定得不夠清晰,造成「租值耗散」的問題比較嚴重,以至在經濟發展上比不上中共。

 

所謂「租值耗散」,是在產權不清晰時會出現的一種經濟現象,不屬於私人所有的草地,牧民都會放羊去吃草,結果連草地上的草根都被羊吃光,這土地以後就沒法再養羊,土地的租值就會很快消耗盡,但如果土地屬私人所有,地主就會自設養羊的上限,以分塊輪替放牧,讓其中一部分土地可以休養生息,這樣草地的租值就可以長期保持。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產權擁有者會比較重視長遠的利益,但佔用公產者卻只顧眼前,因為他不能肯定以後是否還可以繼續享有租值。

 

香港屬英國殖民地的時候,英國雖然不斷在香港刮取利益,但英國不會弄死香港,以免以後刮不到。到香港回歸中國,亦間接成了中共的私產,中共也不會想香港衰,香港經濟出問題的時候,中共也會搞CEPA,放自由行。而香港政府即使有財政盈餘,亦不敢亂花,因為中共視這也是他們的黨產。

 

但在西方的民主社會,政黨輪替令執政黨沒法肯定是否可以長期控制國家的產權。他們只好利用在任期間盡量耗用租值。他們不但耗盡手上的資源,還到處舉債,以便建立自己的政績,爭取下屆再能當選。這是西方國家都債台高築的原因。

 

在中共眼中,黨即國家,並想千秋萬代都這樣下去。所以,中共黨內雖有嚴重的貪腐問題與權力鬥爭,但為了黨可以長期掌控國家產權,中共仍會想盡辦法搞好中國的經濟。這樣,他們才可維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免被淘汰,與此同時,他們亦得借助經濟增長,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令社會可以相對穩定,方便他們執政。

 

為此,中共在作整體的經濟部署時,必須有長遠的考慮,而不是單看眼前利益。中共現在推行隔代委任接班人,某一種程度就是想要下任的班子對現任的班子作一些制衡,令「國權黨有」可以更有持續性。

 

西方的民主政制,理論上雖然是國權民有,但「民有」只能靠幾年一度的選舉去反映,平時「國權」就落在政黨的手裡。政黨無可避免有自己的盤算,加上要不斷輪替,令產權的持續性不時被打斷,引起租值耗散。民主政制必須設法彌補這方面的缺陷,才能戰勝專政獨裁。

(轉載自2012720am730C觀點)

 

2012年7月19日星期四

C 觀點 : 一黨調控 效高禍大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1328.aspx

昨文談到,中共在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時,做得比西方成功,令經濟持續增長的能力比西方強。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共一黨獨大,其他的所謂「民主黨派」,都只是中共的附庸,只能對中共的政策搖旗吶喊,表示支持。再者,中共要求全黨服從中央,中央領導人只要說一句,就立即可以變成國家的政策,地方政府都得全面配合。因此,每當宏觀環境出現變化時,中共可以很快有應變策略,出招快,落藥重,所以見效比較快。

 

內地雖有「政不出中南海」的說法,但這只是一種挖苦中央指揮能力的說法;地方政府若是真的對中央陽奉陰違,就會落得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一樣的下場。上海是全國經濟能力最強的地方,本來最有討價還價條件,陳良宇又屬江澤民派,一樣地位不保。此之所以,之前有些地方政府想放寬對樓市的調控,早上出政策,中央一個電話,未到黃昏,政策就得收回。可見中央的政策是不會出不了中南海的。

 

相反,西方的民主社會要在施政上回應客觀環境的轉變就顯得較為緩慢。執政黨要推行新的政策,先得通過議會。而議會內在野的反對黨,必定會例行加以阻撓,逼執政黨先得向社會諮詢,在爭得社會共識時,才可借群眾向反對派施壓,逼反對派讓路。這個過程費時甚長,以至到政策可以推行時,已事過境遷,為時已晚。奧巴馬想加富人稅,講了超過一年,還未落實。有心避稅的,早已部署妥當了。

 

現實是整個議案的通過程序都得公開進行,人們對政策的影響早有理性預期,並作出應對部署,以至政策在推出時已失去震撼性,效果因而大打折扣。

 

美國的情況還好,因為美國是一個統一的聯邦政府,可以推行全國性的施政。但歐洲政府就麻煩了,歐元區用同一樣的貨幣,卻沒有統一的政府。歐元區若要推行甚麼新政策,單是歐洲議會通過還不管用,各國政府還得分別回國爭取自己國家的議會通過。有時,有些政府由於得不到本國人民支持,還因此而下台,以至歐洲議會通過的決議,最終卻沒法落實。

 

歐債危機本來沒有美國那麼嚴重,但由於歐洲各國都有本國的選民要照顧,以至解救方案遲遲未達協議,累到病情不斷惡化,危機由希臘蔓延到意大利,再去到西班牙,令全世界都因而受困擾。

 

中共的威權政治雖然效率更高,但人民在政策制定時沒有機會參與,對領導人的取捨沒有機會監督,領導人一旦出了嚴重的錯誤,就沒有機會修正。如果中央再出現一個毛澤東,人民就要吃第二次苦,人民要付出的代價,遠比宏觀調控效益偏低大。這是中國模式最大的缺陷。為了避免這種風險,很多人寧願選效率雖低但風險也較低的西方式民主。最好當然是能夠找到一種兩全其美的折衷方法。

(轉載自2012719am730C觀點)

 

 

 

 

 

 

 

 

 

2012年7月18日星期三

C 觀點 : 中國模式與中共的作用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1300.aspx

前文談論了中國模式的本質,與中國模式的某些特殊性。但談論中國模式,不能不談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模式的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所謂中國模式,基本上是指中國社會從農業走向工業化的發展模式。中國自清朝洋務運動開始,已想走工業化的道路,而中共本身亦是中國走向工業化過程中的產物。但在解放後毛澤東當權的那段時間,中共基本上是在妨礙中國走向工業化。毛澤東主張「抓革命,促生產」,但他搞的革命的結果,是生產大受破壞。文革時期,他竟然要求城市青年上山下鄉;但要搞工業化應讓農民出城打工,而不是叫城市人下鄉務農。這簡直是逼歷史走回頭路。

 

但我們亦得承認,中共在解放初期曾搞了不少重工業與基本建設,這些都是靠國家力量,把分散的民間資源集中起來,才辦得成的。沒有這些基礎,鄧小平要改革開放就不會那麼容易見效。

 

以印度為例,印度雖沒有毛澤東式的倒行逆施,但由於缺乏由政府推動的基建與重工業,印度的經濟發展速度仍及不上中國,而且很容易受發達國家經濟放緩所拖累。照道理,印度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自由度都比中國強,但印度的適應經濟環境轉變能力卻比中國差。按聯合國的標準,印度仍是貧窮人口最多的國家,很多人仍要捱餓;但中國卻是脫貧速度最快的國家,大部分中國人的物質生活,在這30年間,都有長足的改善。

 

中國模式的特色是「兩條腿走路」,既有利用無形之手(自由市場),亦有利用有形之手。鄧小平放寬人口流動,容許私人辦企業,引入市場機制,是在利用無形之手。但中央手上有國企,掌控着金融、重工、電訊等重要行業,既可保障民生,又可調控經濟。

 

金融海嘯揭露出來的事實證明,大企業的所謂專業管理人員,無可避免會借助企業的龐大社會影響力,以權謀私,最後要整個社會都付出代價。大陸的國企領導人,一樣會以權謀私,而且貪腐的程度遠比西方國家嚴重。不過,國企仍得接受國家調控,中央要遏通脹,就可以限制國企加價;中央要發展節能產業,就可以要國企蝕本生意也得做。因為國企的高層管理人員都是中央任命的,不敢不聽從中央的指令。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一直在對宏觀的經濟情況進行調控,以發揮有形之手的功能。初期成效一般,被譏為「一放就亂,一收就死」;但逐步技巧成熟,學會了逆經濟手段——在經濟增長快的時候,加息、抽緊銀根,予以遏抑;在經濟放緩時,減息、增加政府投資,以增動力,成效令西方經濟學者也感到詫異。中共有這麼強的調控能力,全靠一黨獨大的威權政治。這個問題得留待下次再談。

(轉載自2012718am730C觀點)

 

 

 

 

 

2012年7月17日星期二

C 觀點 : 中國高速發展的特殊性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1276.aspx

昨文指出:中國的模式與其他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本質上是一樣的,就是靠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成功轉型為以工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

 

農業生產得依賴土地、陽光、雨水,農民自己可增值的部分不多。中國某些地方的農民深耕細作,成效還及不上有美國加州農民飛機播種,靜等收割的生產模式。唯有靠工業化,中國才能克服人均耕地不足與土壤肥沃度消減的制約,中國人的克苦耐勞的優勢才有充份發揮的機會。

 

然而,即使大家都是行工業現代化的道路,中國的發展速度與持續能力仍然比其他國家優勝。這是因為前人是一步一步的去突破,而中國則只需抄別人成功的經驗,不用走彎路。

 

中國可以一開始就用無綫電話,無需先鋪固網;中國可以一開始就用先進的個人電腦,無需經過大座主機的階段。所以中國在互聯網的普及使用上,已趕上很多先進國家。

 

西方國家在工業化的初期,需要很長的時間作原始資本積累;但中國則可以借助來自港、澳、台的資金與技術。

 

此外,中國工業化在起步時就趕上了全球化的快車,令中國迅速可以利用全球的生產技術,並把產品快速推銷到全球各地。不似西方在工業化初期,各國都盛行關稅保護,要靠炮艦護航,才能攻佔海外市場。所以,中國工業現代化的道路特別順利。

 

德國學者韋伯(Max Weber),曾以為新教(基督教)的精神,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中國的儒家與道家,則只適合農業社會。但亞洲四小龍的出現,已令這套理論動搖。事實證明,東方文明不但不妨礙工業化,而且可以配合得更好。

 

中國人崇尚「君子自強不息」,認為先要修身,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非常強調個人的態度。中國人強調「吾日三省吾身」,而不會一開始就想從社會的層面去解決問題。因此,在工業化的起步階段,中國人只曉得為個人與家族的利益而埋頭苦幹。他們不是沒有意識到自己有被老闆剝削,但他們覺得要改變整個制度很難,不如一有機會自己也爭取做老闆。

 

解放後的頭三十年,中國人都沒有富起來的機會,鄧小平突然把閘門打開,中國人就一窩蜂的爭取要富起來。農民隻身出城打工,省吃儉用,積累到一點本錢,就自己做生意。所以,中國的儲蓄率與投資率都比其他國家高。中國的創業精神絕對不會比美國差。

 

中國人這種心態,的確造就了中共的威權統治;但亦令到中國的產業轉型可以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下進行,並令中央政府在對經濟進行調控時,更容易取得成效。不過,這種發展亦有後遺症,具體情況留待明天再談。

(轉載自2012717am730C觀點)

 

 

 

2012年7月16日星期一

C 觀點 : 中國模式是甚麼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1246.aspx

國民教育因中國模式問題鬧得滿城風雨。建制派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比西方現有的發展模式更優秀;並企圖借助中國近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以肯定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反建制派則認為:中國模式是一種邪惡模式,因為它建基於中共的一黨專政。這種模式只顧經濟增長,卻罔顧人權和環保,是一種不可能持續發展的模式。有些極端一些的,甚至會認為中國即將崩潰。

 

其實這兩派意見,皆受制於各自預設的價值理念,以至早有結論,無法深入接觸客觀現實;雙方都旨在爭奪話語權,而非引導香港人去觀察事物的真相。

 

我除了在中國做生意外,亦有在內地做扶貧工作,正在展開的項目超過一百個。因此,我除了會接觸到官員與商人外,亦會接觸到非政府的社會工作者、學者、農民工、留守在農村的農民。加上我長期都關注中國問題,所以對中國問題有一定的觀察,有些看法可以拿來與讀者討論。

 

根據我的觀察,中國模式確實存在;但它不是中國共產黨設計出來的,而是演變出來的,廣大的中國人民都參與了這場演變。我們不能因為不認同中共,而否定人民打造出來的成績。

 

近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基本上與工業革命後的資本主義高速增長模式一樣,增長來自農業向工業的轉型,農業經濟主要靠土地、陽光、雨水,農民要增值也沒有多大的空間。但工業可以借助科技創新,分工流程管理,市場開拓推廣,以至社會資金利用等,可塑空間大很多。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模式並不是甚麼新模式,而是工業化的模式,歐美國家行過,亞洲四小龍亦行過,現在金磚四國、越南、印尼都在行。

 

這套模式並非共產黨所創,但若果沒有鄧小平勇於修正共產黨之前的錯誤,中國可能不容易一下子就高速工業化。鄧小平所做的主要有以下幾點:(i)放棄全面的計劃經濟,(ii)容許私人企業各自競爭;(iii)容許外來的資金與技術流入;(iv)放寬戶籍管制,容許人口流動,釋放中國的廣大人力資源。

 

現今看來,鄧小平做的事,其他國家工業化的過程中都有做,並非他首創。但要一個共產建制裏的領導人,跳出原有的框框,進行改轅易轍,就並非人人做得到。如非毛澤東在文革中倒行逆施,讓大家都吃盡苦頭,鄧小平要推行改革開放,勢必遇到更多的既得利益者的阻撓。中國可能會變成另一個北韓或古巴。

 

中國行的雖然只能視作是一種工業化的模式,但中國的增長速度似乎比先行者還要快,那中國的模式應該有他的特殊性。至於這些特殊性究竟是甚麼,留待下次再談。

(轉載自2012716am730C觀點)

 

 

 

 

 

2012年7月13日星期五

C 觀點 : 超級區議員為何乏競爭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1215.aspx

特首選舉剛完,又迎來九月的新一屆立法會選舉;香港政壇將好戲連場。

 

新一屆的立法會選舉,增加了10個議席,其中5個將從現任的區議員中選出,但非由傳統的區議員間互選的方式產生,而是交由全港市民(未屬其他功能組別的市民)選出。

 

能這樣當選的立法會議員,得票一定多過分區選出來的議員,可自視為最有民意代表的議員,說話當更有份量。

 

照道理,這五個議席應成為各政黨必爭的議席;但至今為止,正式表態會參與競逐的區議員只有六個。六個人爭五個席位,競爭一點不激烈。這樣低的差額,很容易令人誤以為是共產國家在選政治局常委呢!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區議員中本身缺乏重量級人物,足以在全港各區競逐;二是要爭取15個提名人遠比想像中困難。

 

過去,香港的很多政黨都不太重視區議會的工作;覺得這類工作十分瑣碎,毋須甚麼宏觀的政策視野,但需要很多人力物力;而面向全港受眾的傳媒,多不傾向報道純屬地區性的議題;因此當區議員做得很辛苦也不一定有知名度;所以很難吸引大哥大姐級的政客參與。

 

有些明星級的立法會議員,到知道有超級區議員選舉後,才去選區議員;臨急抱佛腳,選民多不認同;公民黨就有些星級的立法會議員,在上次區議會的選舉中斷翼而歸,變成無法參與這場新遊戲。

 

此外,有些現任區議員,明知成功機會不高,但亦想初試啼聲;他們很快發現,原先支持他們選區議員的政團紛紛變臉,反勸他們不要白費心機,以至他們想找15個提名人也不容易。

 

區議員有507名,要找15個提名人本應不難。但區議員即使表面上沒有政黨背景,但實際上都有一定的政治取態,或支持建制派,或支持泛民。為了不想自己的支持者票源被分薄,所以不約而同地採取一種策略,就是盡量不再支持立場接近的同路人參選。

 

現時,有意角逐超級區議員的泛民候選人有:民主黨的何俊仁、涂謹申與民協的馮檢基;兩黨都在區議員有較多的議席,有把握找到足夠的提名票。至於建制派,亦只有三名區議員參選,分別是民建聯的劉江華、李慧琼與工聯會的陳婉嫻。看來兩邊都有自知沒有機會拿超過三個議席,打算坐二望三算了。若果再推多幾個自己友出來選,只會分薄了原有候選人的機會,益了對手。

 

因此,如果激進派中有區議員也想參與這場遊戲,莫寄望民主黨會把剩餘的提名票讓出來;不如找一些隱形建制派,可能更容易商量。選舉的遊戲規則決定了參與者的行為;很難怪自己友不肯幫手,反要求助於敵對陣營,這是選舉的現實。

(轉載自2012713am730C觀點)

 

 

 

 

 

 

 

2012年7月12日星期四

C 觀點 : 流標地何不轉港人地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1191.aspx

繼荃灣西站(灣畔)流標後,大圍站又告流標,令政府增加樓宇供應的意圖又再受挫。大圍站可建2,900個單位,佔政府每年建屋目標20,000伙的14.5%,是政府供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港鐵不能盡快調整招標條件再次推出招標,政府很難在本年度找到新的土地作替補。

 

港鐵站上蓋發展接連流標,原因是政府補地價要求過高,以及港鐵的合作條件太差的結果。所以,這個項目起初收到15份意向書,但真正入標的只淨下長實、新地與恒地三家發展商。

 

據其中有入標的發展商說:純計數,這個標入不過,但知道行家會「去馬」,故只能奉陪,以免行家獨大。想不到港鐵一點風險也不肯負,自恃有上蓋發展權在手,逼地產商冒風險替他們賺錢,這才是地產霸權。

 

港鐵若是不肯修訂招標條件,以平等的條件與地產商合作發展,相信即使再次招標,結果也不會理想。

 

林鄭月娥早前不是表示過,如果有土地賣不出,她會考慮把土地拿來建公屋或居屋。港鐵站上蓋不可能拿來建公屋或居屋,因為港鐵需要地產發展利潤來補貼興建鐵路的成本,否則可能要加票價。建公屋無利可圖,建居屋也利潤有限,何不以大圍站作為港人港地的試點?

 

規定大圍站發展出來的單位只能賣給首次置業的香港人(轉讓時也得這樣,並且不得出租),當然會限制了物業的售價。但當地契上附加了這類條件之後,政府要收的補地價亦可以相應降低。只要政府肯讓利,港鐵與合作發展的地產商一樣可以有利可圖。

 

居屋限售予月入三萬元以下的家庭,也可以賣得市價的六成至七成。如果不設入息上限,只規定售予首次置業的本地人,該可賣得公開市場價格的八成左右。大圍站的總售價約為350億元,賣平兩成要收少70億元。現時政府要求補地價也要127億元。因此,只要政府肯收少一點,港鐵與地產商都可以不受影響。

 

其實地價應減多少根本有不用推算,拿去招標就是了。只要政府不事先自我設限,任由地產商競標,就可找出真正的市值。

 

地鐵站上蓋物業,交通方便,是港人住屋首選。我記得地鐵初期興建的時候,有一句標語──「香港地下鐵,為你而建設」。這個你,指的就是港人,如果這句標語能延伸到地鐵站上蓋,一定會大受港人歡迎。

 

港人港地的理念是我三年多前首次提出來的。梁振英先生在競選時也曾提過,但現在卻說要等非不得已時才用,間接等如說暫時不會用。

 

其實,梁振英新政府的處境已十分危急,處處給人圍攻,非常被動。何不主動以「港人港地」去製造社會關注的新焦點,凸顯自己施政的新猷。政治人物要識得點火,而不是只曉得四處救火,這樣才能扭轉弱勢。

(轉載自2012712am730C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