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觀點 : 杜拜發展好高騖遠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2399.aspx

大約五六年前，有杜拜的地產發展商到訪我公司，希望我們作他們在香港的銷售代理。我本著了解一下也好的心態，接見了他們，但最終沒有接受他們的委託。

 

我作出這個決定的原因，並非他們承諾付出的佣金不吸引，而是在了解到杜拜地產市場的狀態後，感覺有點不對勁。他們實在過度有為，好像只要有錢，就可以不顧其他客觀條件，也可以搭建一個大都會，甚至是一個金融中心。

 

有錢，當然可以建全球最高的寫字樓、豪華的酒店、甚至最大的人工島，但不代表這些建設符合社會發展的需求。將來是否有足夠人口去入住突然興建出來的房屋？

 

是否有足夠的商業活動去使用這些新建的商業樓宇？在海上建人工島，成本是否過高？將來的管理營運會否成了沉重的負擔？總之腦海中湧現出一連串的問題，而且答案都是否定的。

 

後來，我有機會到杜拜一遊，參觀過當地的一些地產項目，更加覺得他們不切實際，好大喜功。當時，他們還沉醉於幻想之中，被工程進行中的一片繁榮所迷惑，沒有設想過，工程完成後，社會可如何吸納這些新供應。

 

其實，在地產熱潮的起步階段，差不多所有人都是得益者。政府的財政收入因賣地而增加，令他們可以大搞基建，並為市民提供更好的福利，民望因而大升。此外，地產業還可以帶動連串相關的行業，包括建築、法務、代理、裝修、家電……等，為商界帶來很多機會。於基層勞工而言，工作的崗位會增加，工資的水平亦會被搶高，整個社會都會皆大歡喜。

 

然而，杜拜的人口只有137萬，約為香港的五分之一；但當年我在杜拜看到的工程項目，比香港八十年代的高峰期還要多。就眼望過去，在興建的項目比已建好的樓宇還要多，很難想像，這些建設完成後，市場可如何消化？

 

所以，我不敢把這類不切實際的項目推介給我們的客戶，我擔心它們會把客戶的錢套死，令他們以後都沒法再幫襯我們，這豈不是等同殺雞取卵？

 

我擔心今次杜拜出事的，不單是一個棕櫚島項目，他們整個城市的發展概念與營運模式都有問題。可以預期，還有更多的公司會陸續出現財政問題，還有更多的樓盤會爛尾，更多的買家會撻訂，更多的樓宇會空置，更多的貸款會難以收回。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阿聯酋的其他成員國肯出手相救，也只能阻止危機擴散，而不能令那些不切實際的項目起死回生。現時再去增加投資，等如是拿活錢去救死錢，只會增加損失。銀行界還可以做的，唯有是逼當地政府出來分攤部分損失。

(轉載自2009年11月30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是貨幣泡沫 非資產泡沫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2367.aspx

有官員提醒市民，要小心資產泡沫的形成，因為一旦爆破可能引發另一次金融危機。我不認同資產泡沫的說法，我認為現時在世界各地出現的是貨幣泡沫，不是資產泡沫；應該是先有貨幣泛濫，才引至資產價格上升。如果市民聽了政府官員的這番話，誤以為資產價格已升得太多，而不敢增持資產，最終可能無法保住辛勤努力所積累起來的成果。

 

金融海嘯後，各國政府都落重藥，以免出現經濟蕭條。對那些大到不容倒閉的公司，政府會貸款給他們，或直接入股，把他們國有化。政府又從市場上買入毒資產，把個別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上的問題，轉變成為全民的問題。此外，政府又減息，又放寬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總之，要令市場不愁資金缺乏。

 

可惜，實體經濟早已產能過剩，過多的資金根本沒有流入實體經濟的途徑。拿到資金的人，在生意不好的時候，怎會再去擴充業務？這樣必然會招至虧損。於是他們只好把資金拿去投資市場碰運氣。

 

投資市場的特色是只要有新的資金流入，而流入的資金又比流出的多的話，資產價格就會上升。而價格上升正好證明之前的投資決定是正確的。於是吸引更多的資金流入，造成自我完成的良性循環，令資產價格升個沒完沒了。

 

由於實體經濟根本沒有好轉，一般人的收入沒有增加，他們沒有條件去增加消費。在這種情況下，消費物價就沒法上升，升的只是資產價格。很多人因而覺得資產價格有點升得不合理，因而稱之為資產泡沫。

 

然而，持這種看法的人，沒有注意到造成資產泡沫的原因，是貨幣有泡沫；如果政府沒有具體的行動去退出市場，依然推出寬鬆的貨幣政策，那資產價格就一定升完還會再升。如果不把手上的貨幣換成資產，將來只會換得更少。因此，把貨幣換成資產是投資者的理性自保行為，今天就叫人小心資產泡沫，可能為時太早，結果可能累到投資者先是走失機會，繼而「臨天光瀨尿」，損失更加慘重。

 

我認為，這股把現金換成資產的熱潮正方興未艾，不會這麼快就爆煲。在投資市場上，一種趨勢一旦形成，就非要走到極端，才會有掉頭的機會。所謂走到極端，就是市場出現非理性亢奮，完全失去理性。今天的市場仍相對理性，投資者心目中仍有不少憂慮，故不似會這麼快就逆轉。

 

全世界現時以中國的經濟前景最為樂觀，資金都想投入中國，但中國有外匯管制，故資金只好先來香港等機會。此之所以，今年流入香港的資金超過六千億元，創了歷史紀錄。在資金泛濫的情況下，無論官員一再警告，亦將無法阻擋資產價格一升再升。

(轉載自2009年11月27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給人民公投機會社民連不要「縮沙」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2345.aspx

由於民主黨對變相公投的態度不明確，社民連的立場忽然有變，令我擔心五區總辭可能中途而廢，香港人又失去一次可以在重大問題上表態的機會。

 

社民連在起步時，立場非常鮮明、堅定，可謂「雖千萬人，吾往矣！」當時他們曾表示：即使其他政黨不支持，社民連三子亦會辭去立法會的席位，搞一次規模較小的變相公投。就算因而無法重入立法會，為了原則，他們也在所不惜。我當時亦被他們的堅定性所感動，所以我弄不明白，為何社民連忽然會說，如果民主黨不參加的話，今次公投失敗的機會超過一半。這種說法令我憂慮，社民連是否想打退堂鼓了？為何以前只有三個人辭職也不擔心失敗，現在多了公民黨的支持，已有足夠的肯辭職的議員，公投的條件已經具備，只待人民表態吧了，怎可以說公投可能會因民主黨不參加而失敗呢？即使是為了向民主黨施壓，這種推論也隱含著對市民的不信任。

 

公投的目的是讓人民表態，不是要政黨表態。民主黨不參加，難道人民就不可以表態嗎？我反而認為，在公投時，最好讓人民在不受政黨的左右下作選擇。太多的意見領袖出來說三道四，其實是想操控人民的意願，並非我理想中的公投。

 

香港的民主派，平時強調，「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為甚麼給人民公投之前，卻擔心人民會不懂得自行選擇？不然的話，社民連何須擔心沒有民主黨參與，市民會投錯票，令公投失敗？這豈不是意味著想借民主黨在地區的力量，先把市民作思想捆綁，然後再送去投票？對於個別政黨而言，公投是會輸會贏的，但這與公投無關宏旨，難道應讓政黨輸打贏要，一見可能會輸，就連給人民表態的機會也要收回？現時，全港每個選區都已找到議員肯辭職，搞一次變相公投的基本條件已具備，無需民主黨參與，變相公投一樣可以進行，社民連可要堅持到底！

 

民主黨內現在反對五區總辭的聲音，基本上都是政治利益的考慮，這與民主黨一向重原則多過實利的作風不同。從這個角度來看，民主黨完全有條件被爭取過來，一起參與五區總辭。今次鬧得不愉快的主要原因，是社民連對長期做慣老大哥的民主黨缺乏足夠的尊重。社民連既然知道有民主黨的參與可增加勝利把握，當初就應該與民主黨有商有量，取得默契後才向外公布。不應該自己一馬當先衝了出去，就譏笑民主黨不敢站出來。如果社民連肯由一開始就讓民主黨擔大旗，效果一定比今天好。不過事到如今，想當初已沒有意思，與其花心思去爭取民主黨，不如集中力量與公民黨合作，把變相公投搞好，讓市民有一次表態機會。

(轉載自2009年11月26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變相公投 議題難訂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2322.aspx

要把補選搞成變相公投，既要「破」，亦要「立」。「破」是要令補選「去人物化」，不要糾纏在哪個候選人更好，更有機會勝出的問題上。「立」是要訂定一個清晰的議題，如讓選民知道選民若選擇泛民的議員，即代表支持甚麼，會有甚麼後果。

 

關於「去人物化」的問題，昨文已經談過，今天集中講議題可如何訂定的問題。

 

要把補選搞成公投，議題必須單一化；但泛民至今在公投的議題上仍未有一個統一的說法，不同的議員在發表意見時有不同的側重點；將來泛民的議員真的在補選勝出時，其象徵意義將如何解讀。公投的議題除了要單一化之外，還要具體化，並用文字清晰地概括出來。這樣，選民在投票的時候，就可以清楚知道自己在支持甚麼？但至今為止，尚未見泛民把公投的議題列出來。令傳媒的討論無法聚焦，以至有些報道集中在候選人上次的得票率的問題上，無法達到「去人物化」的效果。

 

一般而言，公投的議題不宜訂得太籠統，譬如說「支持民主」，因為對手一樣可以說自己也支持民主。而且，社會在支持民主方面早有共識，無需花資源再搞一次公投。

 

如果要具體一點的話，可用要求2012年即進行雙普選作議題。但這個問題中央已經表態，強要進行的話，就會被對手引申至與中央對著幹的層面上去，市民不得不考慮公投勝出後，中港關係將如何「收科」。部分保守的市民，可能要知道泛民有甚麼後著之後，才敢投泛民一票。

 

我估計，支持2012年進行雙普選的市民不少，但若要他們不惜與中央的關係鬧僵，他們可能接受等到2017年才普選特首算了。泛民若選這個議題，將會是兵行險著，可能會迫自己走入死胡同。難道說中央不肯的話，泛民就集體辭職，去建制外爭取嗎？除非泛民真的想立即與建制派一決雌雄，否則不宜選擇這個作公投的議題。

 

另一個可供選擇的議題，是問市民是否支持特區政府提出的新的政改方案。民意調查顯示，有四成多的人支持這個方案，反對的有二成多。若泛民以這個作公投的議題，輸了便很尷尬，難道遵照民意去投支持票？因此，選這個議題作公投的機會也不大。

 

餘下可選擇的議題，大多會涉及2017普選特首及2020選立法會議員的具體安排，但若以這些細項作公投的議題可能太零碎、太多，不容易用一段簡短的文字把它們概括出來，難以用作公投的議題。

 

現時，五區總辭人選已備，獨欠具體的單一議題。泛民若是在這方面顯示不出政治智慧，變相公投就會因為缺乏實質的內容而還原為補選。泛民要市民支持變相公投，還須告訴市民，公投有結果後，他們打算怎樣做。

(轉載自2009年11月25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補選如何「去人物化」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2303.aspx

泛民欲透過五區總辭，迫政府搞普選，然後借五區補選搞變相公投，在策略上可算有點智慧，能否成功在乎如何把補選的議題單一化。這可絕不容易。 

補選無可避免以候選人作對象，投票時的具體行動是在眾多候選人之中揀一個，在選民心目中就自然出現了誰好、誰差的問題，因此補選的議題很容易「人物化」。

 

從這個角度來看，要把補選搞成公投，關鍵在於「去人物化」。那麼，如何可以在補選的時候「去人物化呢」？我私下與泛民的朋友商討時，建議他們不要派原班人馬參加補選，改派一些名不見經傳的二三線人物參選。擺到明這批人選在爭取立法會的議席上是輸蝕的，這樣就可以提醒選民，今次不是選議員，而是在變相公投。

 

但泛民的朋友說這個很難行得通，因為要湊夠五個議員肯辭職已這麼困難，如果要他們辭職後不可再參選重做議員，一定更難找到肯辭職的議員。我說，如果泛民自己也這麼計較「誰」將來當議員，那補選想「去人物化」就很難了。

 

今次補選一定有其他人出來碰機會，他們一定會從不同的層面，用不同的議題攻擊泛民的參選者。泛民的成員若果心中太著緊自己能不能再度當選，就會忍不住為自己辯護，那單一議題的設想就會被自己人破壞，變成大家又在爭席位，而不是在搞公投。

 

因此，要搞變相公投，關鍵在於淡化補選中「爭席位」的性質，這樣才可以令補選「去人物化」，把選民的注意力拉回到公投的議題上。要達到這個目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派一些二三線的成員出選，他們沒有要再度當選的心理包袱，才不會在其他議題上被人糾纏，可以一心一意去搞公投。

 

不過，泛民的朋友認為，這樣做萬萬不能。因為，如果補選時連議席也爭不到，就會被對手解讀為公投的議題沒有人支持，那搞公投還有甚麼意思？既然搞公投，就一定要爭取勝利，就得在補選時勝出，那就得派最好的人腳迎戰。誰是最好的人選，當然是上次能夠當選的議員。

 

我說，如果泛民真的這樣想的話，就會重蹈上次馬力逝世後的補選覆轍，為了議席就放棄搞公投的機會，為了怕何秀蘭會輸給葉劉淑儀，就邀請陳方安生出戰。那若果五區總辭後，一旦察覺補選形勢不妙，是否又重召司徒華、李柱銘，以及陳方安生出戰？要知道今次補選每區只有一個議席，陳淑莊、陳偉業、梁國雄都不一定可以勝出。屆時如果陣前易將，那補選就更加人物化，公投的功能反而會被淡化了。因此，泛民既然決心要搞公投，就先得放下爭議席的包袱，否則只會把公投搞至三不像。

(轉載自2009年11月24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總辭夠腳之後的形勢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2275.aspx

社民連號召泛民在五大選區各找一名代表辭去立法會的職務，然後把補選搞成一次變相公投，以顯示大多數市民支持2012年進行雙普選。這個倡議由於得不到泛民的最大黨─民主黨的積極回應，幾乎胎死腹中；幸有公民黨不計前嫌願意配合，終於集齊人腳，可以五區總辭，反令民主黨陷於被動地位，處處被激進派借題攻擊。

 

其實，泛民中一直有人懷疑社民連總辭的誠意，認為這只是一種姿態，目的只是奪取泛民的領導地位，並把泛民的左翼分割出來，成為社民連的支持者。這個策略已令民主黨進退兩難，反而是公民黨比較靈活，只派出兩名代表參與總辭，已算履行了自己的義務。五區總辭的合理比例，應是民主黨兩名、公民黨兩名、社民連一名。公民黨出了兩名，餘下的應由民主黨及社民連湊夠。社民連早已表態，別人不辭，他們三個也會辭，因而今次即使民主黨不配合，社民連三子也沒有理由中途「縮沙」了。看來，今次補選是非搞不可了；不過，能否有公投的效果，還有待觀察。

 

有人說，建制派會抵制這次補選，不派人參選，讓辭職的議員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自動當選，以令公投失去意義。我認為這個可能性甚低。因為，中聯辦的捆綁能力未必比得上泛民的幕後搞手，要建制派一齊抵制補選根本是沒有可能的事。因此，民建聯、工聯會與自由黨都一定會派代表出選，希望趁補選增加自己的政黨在立法會的地位，把補選搞成一次像樣的補選，其實一樣有削弱公投味道的功能。

 

不過，建制派若果有太多的人參加補選，勢必會分薄票源，因為泛民一定有能力令每區只有一名泛民的代表出選。上次為了助陳方安生出選，泛民就有能力勸退何秀蘭，今次他們也有能力這樣做。

 

如果泛民真的可以每區只派一個代表出選，而對方則每區都超過一名，那泛民在補選中就一定可以勝出。因為，泛民自稱有六成選民支持，那豈不是泛民一人獨得六成選票，而對方則是多人瓜分四成選票，焉有不勝之理。

 

然而，問題亦不是這麼簡單，因為選舉無可避免會涉及人的因素。今次出戰補選的泛民代表，有三名來自極左的社民連，他們能否獲原屬泛民的六成選民支持就很成問題。而代表公民黨的陳淑莊則資歷較淺，如果民建聯派蔡素玉迎戰，很難預知鹿死誰手。至於公民黨的梁家傑，則更要在東九龍面對票后陳婉嫻的挑戰，勝算更沒有把握。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泛民若未能成功把補選變相成公投，很有機會五席不保；若失去了其中三席，那就連立法會內的過三分一的否決權也保不住。且看泛民今次會否為了實利而放棄原則，在最後關頭把五區總辭拉倒算了。

(轉載自2009年11月23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強者怎會不想主導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2244.aspx

奧巴馬訪華，他在上海回答學生問題時表示：「不會把任何政治制度強加給其他國家。」這句話以前也聽過多次，不過，並非出自美國總統之口，而是多由第三世界的國家提出，要求的對象正是美國。

 

過去，美國何曾把第三世界的訴求放在心裡？只要是符合美國的信仰與利益，美國都會不惜出動武力去完成自己的意願。上一任總統布殊就自喻為十字軍，要把美國的信仰推廣給伊斯蘭國家。美國至今仍在阿富汗與伊拉克進行軍事統治，美國可有尊重過當地人民的意願？

 

早前，我在網上讀到喬姆斯基(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被譽為美國的良心)的文章——《Crisis and Hope：Theirs and Ours》，才知道美國在干預他國內政上，已有長久的歷史。

 

海地是繼美國之後，美洲第二個擺脫殖民統治而獨立的國家(獨立於1804年)。但由於海地國會不肯通過容許美國企業擁有海地土地的法例，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竟揮軍入侵海地(1915年)，解散由人民選出來的國會，由美國的海軍陸戰隊主持重選；在槍尖下，新國會只好以99.9%的多數票通過美國想通過的法案。事後，美國一直賴在海地不走，直到1934年才撤軍，前後20年。

 

1990年，海地人民選了一個篤信解放神學的神父——阿里斯蒂德做總統，推行與美國信仰不一致的政策。結果不到一年，不聽美國話的總統就被中央情報局支持的軍事政變推翻。雖然在人民的擁護下，阿里斯蒂德又先後兩次在大選中勝出，但最終還是在美國與法國的壓力下，被迫流亡非洲，以後都不得返回自己的國家。

 

由此可見，美國根本不是甚麼民主的典範，他從來都不尊重別國人民的意願。奧巴馬說：「不會把任何政治體制強加給其他國家」，只是礙於形勢的說法。若不是美國的國力已從頂峰滑下，若不是中國成了美國的主要債權國，奧巴馬一樣不會放過來中國指指點點的機會。

 

這其實亦不存在著對與錯的問題，現實世界向來都是強者主導的。一如在草原上，如果某種草比其他的草更有適應能力，更能善用資源去令自己更有生命力，那這種草一定會逐漸佔領草原上的每一寸空間，直到其他種類的草都被淘汰為止。其他種類的草若不想被淘汰，就得設法使自己的基因出現異變，令自己轉型成為更有生命力的新品種。

 

這種事情不但在自然界發生，在人類歷史上亦不斷在發生。工業革命之後，西方的經濟發展比中國快，他們自然可以在各方面主導中國的發展，現在中國已出現基因異變，硬實力已比以前提升，若果這種異變能擴散至文化與政治方面，那西方主導一切的現象就會迅速改變。

(轉載自2009年11月20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資產蒸發仍未完成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2228.aspx

據摩根大通的私人銀行部門的統計，這次金融海嘯已捲走了全球私人銀行的客戶合共十萬億元的資產。雖然近半年來，資產價格已大幅反彈，但整體資產值與金融海嘯前相比，依然下跌了16.75%。

 

摩根大通的統計是全球性的，香港的情況應比歐美國家好。因為，歐美國家只能令股市反彈，但樓市並未見起色，銀行收樓作強制拍賣的情況仍在不斷惡化，但香港的樓價已基本上回復至金融海嘯前的水平，而香港的股價則與高峰期尚有三成距離。

 

由於全球的資產價格回升，投資市場的氣氛又再熾熱起來，投資者都蠢蠢欲動，希望短期裡收回失地，甚至想將自己的資產值超越海嘯前的水平。一度沉寂的投資講座，最近又人頭湧湧。投資者又再忘掉燒傷手指的痛楚，不惜高風險去博高回報了。

 

不過，企圖在投資市場上賣出買入去賺錢的想法並不實際，以我逾30年在投資市場的經驗所見，絕大部分人都是虧損告終的。即使你把錢交給信譽最好的私人銀行代為投資，在宏觀大環境出現大變的時候，專家一樣難逃劫數。

 

老子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有錢人有這麼多的積累，既花費不完，又沒處重投實體經濟，屬於沒有社會功能的錢，讓這餘錢早些蒸發掉應屬天道，讓它留在世上，只會遺禍人間。因此，每隔一段時間，天道就會收拾有餘錢的人一次，要麼是革命，要麼是戰爭，要麼是金融海嘯，要麼是自然大災難，總之是一場浩劫，大家都打回原形，非得重新腳踏實地去工作不可。

 

今次金融海嘯，本應發揮替天行道的角色，但給各國政府聯手阻止了，變成有餘者只是小損，未有大損，現在又妄想可以增加自己有餘的程度，這分明是不符合上天的旨意的。因此，我相信天道還會重臨，再來一次財產大蒸發。至於會在甚麼時候發生，則只有天曉得了。

 

要避過這場災劫，可以考慮以下幾種做法。第一是要腳踏實地，把自己的主要心思放在有建設性的工作上，不要妄想可以靠投資去賺錢。第二是要遏抑自己的貪念，即使在投資時，也要以保值為主，不要謀取不切實際的高利潤。目標訂得高，就得去冒高風險，結果可能得不償失。第三是盡量減少借貸，以免陷自己於負資產的境地。第四是投資實物，如物業、貴金屬等，如果不是借錢買回來的，這類資產不會蒸發到連渣也沒有。第五是把餘資拿去做善事，趁錢尚未蒸發掉之前，把錢用在最有意義的地方。老子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這句話是值得相信的。

(轉載自2009年11月19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鳩山想為日本破困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2212.aspx

日本近年選出來的首相都沒有突出的表現，有些連任期都未完就下台了。不太關心政治的香港人，可能連他們的名字也叫不出來。新任日相鳩山由紀夫似乎不想步他們後塵，他倡議的「東亞共同體」，就是旨在為日本重新定位，從而突破困局。

 

鳩山看來已意識到，中國的崛起已是無可避免的事。無論日本人喜歡抑或不喜歡，中國都可以在年內取代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現在連美國也要調整對華策略，日本當然不能再墨守成規。否則一定無法適應新的國際環境，只會陷自己於被動的狀態。

 

明治維新後，日本以歐美為師，不想與落後的亞洲國家為伍。這種定位，令日本的經濟突飛猛進，成了亞洲第一大國。然而，這種明顯的優勢，亦令日本萌生侵略鄰國的野心，結果導致二次世界大戰。

 

戰敗後的日本，國土被美軍佔領，實質上成了美國的保護國。現時日本的憲法，就是當時駐日的美軍司令麥克阿瑟代為起草的。日本的內外國策都以美國「馬首是瞻」。即使後來日本的經濟起飛後，日本亦沒有改變自己在政治上的這種定位。

 

金融海嘯暴露出美國的經濟已虛有其表，美國的整體國力已走下坡。日本若是一如既往那樣跟隨美國的話，一定不會有好結果。這種局面逼使日本不得不重新檢討自己的定位，鳩山的取態似乎想重返亞洲，與中國合作在亞洲經濟發展上爭取有更多的角色可以扮演。

 

長期以來，日本作為美國在亞洲的一隻棋子，負有圍堵中國的責任。這個角色令日本政界對中國的崛起難免有所猜忌。加上中日在釣魚台及沿海油田的開發問題上素有紛爭，中日要在亞洲經濟發展問題上完全合作仍有不少阻滯，鳩山今次想重新定位並不容易。

 

此外，美國在太平洋的彼岸，當然亦想分一杯羹，所以一直倡議的是亞洲太平洋區的合作，而非單是東亞的合作。在美國的心目中，亞太區的合作，成員應包括澳洲與新西蘭，這樣就可以減少中國在東亞的主導作用。

 

鳩山今次倡議的「東亞共同體」，似乎是把重點放在亞洲，以爭取中國作更多的支持；美國對此不無微言。鳩山在未取得「老大哥」的認可下，已提出這個新方案，顯示他已決心在戰略上重新部署。美國今後若仍想把日本視作棋子一樣擺布的話，一定會感到失望。

 

日本的經濟自九十年代初的高峰期下滑以來，一直沒法擺脫困局，其原因是：日本一直在心態上視中國的崛起為一種威脅，而非看作是一個好機遇。鳩山今次想搞「東亞共同體」，關鍵是要取得中國的合作。為此，日本政界必須改變舊有的意識形態。

(轉載自2009年11月18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居屋的資助似有實無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2194.aspx

新推出的一批居屋「貨尾」，獲高倍數超額認購，顯示買家都以為買居屋有著數。其實這只是一個錯覺，居屋的資助似有實無。房委會建居屋，不但不用拿錢出來補貼買家，而且可以從買家身上賺取龐大利潤。長期以來，房委會都是靠從居屋買家身上賺回來的錢去興建公屋及補貼公屋租戶的；所以，當停售居屋的時候，房委會的財政立即出現問題。

 

一般人以為買居屋有著數，是因為居屋的訂價比私人市場便宜，只是市價的五至七成左右，但即使是按市價的一個折扣賣樓，房委會一樣有錢賺。因為香港私人市場的樓價非常高，其中大部分屬地價，只有小部分屬建築成本，所以即使是按市價打一個折扣，房委會收回來的錢，仍足以彌補發展成本，並有可觀的利潤。

 

一般人以為，推出多一點居屋，有助遏抑私人市場樓價。現實卻是：居屋的存在反而助長了私人市場樓價的高企。因為居屋的出現，實質上把樓宇買賣市場分割成兩層，一層是賣給高收入人士，一層賣給低收入人士。賣給高收入人士的樓價自然可以訂得高一點，而賣給低收入人士的樓價，卻是以這種高價作基準，只是打過折扣罷了。

 

政客常借興建居屋去討好選民，他們喜歡向房委會施壓，要求房委會提升申請居屋的入息上限，以讓更多的人可以買居屋。但這種做法實質上令私人市場的銷售對象進一步縮窄，令私人市場的物業集中賣給社會上收入最高的那批人，那私人市場的物業豈不是可以賣得更高的價錢？

 

在推出夾心居屋的年代，家庭入息不超過四萬二千元一個月的都可以申請購買有折扣的夾屋，但月入超過四萬二千元的家庭，只佔當時香港家庭的10%左右。結果是私人樓宇只需賣給收入最高的那百分之十的家庭，令私人住宅市場的訂價可以愈訂愈高。房委會再按這個高價打個折扣賣居屋，一樣可以賺很多錢。由此可見，加推居屋與提升申請者的入息上限，只會令私屋市場縮小，令政府可以減少推出私人市場的土地，令私人市場的樓價高得與廣大市民的購買力脫節，同時亦令政客可以更加振振有詞地要求加建居屋，造成惡性循環。

 

相反，若果不設居屋，那原先撥給居屋的土地也得興建私人住宅，那私人住宅的銷售對象就得擴大，私人住宅就得賣給收入較低的那些市民，屆時私人住宅的售價，就得遷就收入低的市民的購買力，樓價就無法維持在私人市場縮窄時的高位。

 

由此可見，居屋的所謂資助性質，只是一種假象。買家所得的折扣，是在推高私人市場的售價後才計算，一如珠寶市場，先把訂價提高一倍，再給你打個六折，賣方仍然有錢賺。

(轉載自2009年11月17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居屋超額認購的啟示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2160.aspx

新一期居屋「貨尾」，共獲2.6萬份申請書，超額認購17.7倍，是1997年以來的最高紀錄，平均18人爭購一個單位。有政客表示：超額認購反映居屋的需求大，政府應恢復興建居屋。

 

這種說法，表面上言之成理，但若真的按政客的意見去行的話，則絕非社會之福。

 

居屋是帶有資助性的住屋，訂價只是市價的六至七成，有這麼好的福利，怎會沒有需求。若是房委會肯放寬申請者的入息上限，或是把訂價的折扣訂得更多，超額認購的比例一定更高。由此可見，居屋認購的多寡，取決於居屋的福利資助的含量，而非政客所說的社會需要。

 

此外，居屋的需求亦受社會上的投資氣氛所影響。樓價趨升的時候，認購居屋的人就會增加；樓價趨跌的時候，認購居屋的熱情亦會下降。同一批居屋，上次在金融海嘯期間推出時，訂價雖然比這一次低，卻不見有這麼踴躍的認購。由此可見，買居屋的人根本不是有迫切的住屋問題等著解決(否則為何上次較便宜的時候反而不來申請)，而希望搭樓價上升的順風車。他們是眼見近期有樓的人身家大升，才引發出要擁有物業的慾念的。我不覺得社會需要動用公帑去滿足人們這種投資賺錢的慾念。

 

曾特首最近提醒市民，弱美元及低息可能會帶來資產泡沫。政客對此好像充耳不聞，竟想在這段高危時刻，協助沒有置業經驗的市民擁有房地產，結果只會害人不淺。

 

96至97年樓價高升時，政客就「為民請命」，督促政府建了不少居屋，還為一批入息比申請居屋的入息上限更高的人，新搞了一批夾心階層的居屋，令社會上近九成的人都可以申請資助性的住屋。結果這批買了居屋與夾屋的人無一倖免，吃盡資產泡沫的苦頭，有些至今仍無法償還欠銀行的債務。由此可見，興建居屋並不一定可以益市民，弄得不好，可能會害死市民。因此，凡涉及投資性質的決定，最好讓投資者自行作出取捨，政府不宜去造就投資者，否則反會被投資者埋怨。

 

我並非說今次去買居屋的人，會遇到97年買居屋的人同一樣的命運，我只是認為，政府無需以建居屋的模式去滿足人們的投資需要。若然買居屋的人都賺到錢，那社會上要求多建居屋的呼聲就會更多，結果只會迫政府不斷增建，直到私人市場最終也被拖垮。這時，居屋也會跟著跌價，因為居屋的訂價向來是以私人市場的價格為依歸的，只不過打個折扣罷了。

 

因此，復建居屋雖有安撫民間對樓價高升不滿的功能，但其效用只是一時性的，長遠只會為社會帶來更多的麻煩。政府若是想幫助更多的港人置業，增撥土地已經可以達到同樣的目標，興建居屋只會自尋煩惱。

(轉載自2009年11月16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建築面積的含金量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2132.aspx

不斷地在傳媒上看到要求地產商以實用面積賣樓的評論，發覺社會對這個問題依然未有本質上的認識，難怪這個問題拖了幾十年都未有得到真正的解決。因此，這個問題我雖然以前已寫過，仍不厭其煩，重新再演繹一次。

 

其實，自七十年代末開始，地產商在賣樓時已有標明每個單位的實用面積。因此，要求地產商以實用面積賣樓的呼籲，皆是無的放矢。實用面積有明確的定義，不容地產商任意誇大；地產商作大的主要是未有統一定義的建築面積。

 

人們可能不明白，為何地產商有提供實用面積的資料，但社會上的大多數人仍選擇使用被誇大了的建築面積？這是因為社會習慣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變。人們在買賣樓宇的時候，最關注的是有沒有買貴或賣平，這就需要把樓價與腦海中的過往記憶作比較。如果人們腦海中的歷史紀錄都是用建築面積的，那就必須把實用面積化成建築面積才可以作比較。一如香港人如果去了倫敦購物，他需要把價錢由英鎊化成港元，才可以知道是否抵買。

 

此之所以，地產商雖然兩種面積都有提供，但消費者仍是選擇用建築面積。即使是不斷批評地產商誇大建築面積的傳媒，他們在報道有關地產的消息時，也不會選用實用面積，他們擔心讀者會被弄致一頭霧水。因此，除非政府嚴禁使用建築面積，否則這個社會習慣不會因幾篇評論而改變。

 

不過，我不贊成用立法的方式強制市民跟著做，因為建築面積亦是一項影響樓價的因素，讓消費者知多一些沒有壞處。再者，如果建築面積不可以賣，地產商就會盡量建少一點，以免浪費建築費。結果可能導致大廈內的公共空間不足，影響市民生活質素。

 

我們買樓，其實並非只是買一個單位的室內使用權，還要買大廈公共地方的共享與共管權。如果大家都不付錢建入口大堂、樓梯、走廊，我們如何進出自己擁有的單位。因此，地產商要連建築面積一起賣樓，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公共地方建設得好，一樣會令樓宇增值的。因此，政府應該做的，是為建築面積下定義，而不是禁止市民掌握這項有用的數據。

 

其實，我們買樓的時候，除了買自己單位的專用權與大廈公共地方的共享權之外，最重要的還有地權，就是每個單位可以分攤得到的地權成分。譬如一萬呎地，地積比率八倍，就可以建8萬呎樓，如共有一百個單位，每個單位(如大小一樣的話)就有800呎樓面地權。由於露台、部分走廊與大堂等，都不計地積比率，因此單位的建築面積一定大過800呎，可能是1,000呎。但地產商在賣樓時有責任把每個單位有多少樓面地權告訴消費者。這是建築面積的含金量，影響樓宇將來的重建價值。

(轉載自2009年11月13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大學不應標榜畢業生的薪酬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2122.aspx

中文大學候任校長沈祖堯日前表示，以後不會再向外公布畢業生的平均薪酬，以免傷害一些低收入學生的感受。他說：「大學往往公布平均薪酬，那低於平均數的人有何感受？若學生是為理想、幫助基層、工會，怎可用薪酬比較？」我看，是否會傷害學生並非最關鍵的問題，學生應有勇氣去面對現實，並為自己的選擇作出承擔。一個有理想的人，應該「雖千萬人，吾往矣！」怎會怕受這樣的傷害？更值得支持的是，大學的確不應該標榜這種一切以錢去衡量的庸俗價值觀。

 

可能是香港的學生大都比較短視。他們在選報大學時，考慮的可能不是自己的興趣與學校的專長，而是將來出社會工作時能有多少收入。學生有這種想法，有其客觀的社會原因，問題是大學應否迎合學生這類狹隘的想法？大學是教育機構，不是商業機構，大學的工作是提升學生，不是遷就學生！

 

近年香港各大學的做法實在太過分了。他們為了增收學生，以便向政府爭取更多的撥款，在標榜自己畢業生的平均薪酬的時候，已發展至接近弄虛作假的程度。真不知道他們的統計數字是怎樣得來的，連他們自己的學生也不相信。

 

譬如，現時商界聘請新畢業的大學生，起薪點一般都在每月萬二至萬五之間，低過一萬的，也一樣請到人。然而，很多大學公布的畢業生薪酬的平均水平都在二萬元以上。如果他們的學生都以這個工資水平去找工作，找到明年，可能還有一半人未找到工作。商界是絕對不會以大學公布的薪酬水平去聘請他們的畢業生的。

 

大學公布這些不切實際的統計數字，不但會誤導畢業生，令他們不易找到工作，還會令他們工作時不安於位，整天想著要「騎牛搵馬」，這樣怎可能在工作上做出成績？長期鬱鬱不得志的結果，是覺得社會對他們不公平，令他們做出很多不理性的反社會行為，對己對人都沒有好處。

 

其實，求學的目的絕非單是為了換取高薪。被錢幪住雙眼的學生，只會局限了自己的視野，在學業上與工作上都不容易有好的表現。大學應設法令學生跳出這種思想上的束縛，而不是去加固這種枷鎖。我們這個社會，已經處處以錢來衡量，大學不應也這樣做。

 

大學是追求知識，探索真理的地方。能沉醉於這方面追求的學生，將來出社會不愁無用武之地。這樣的學生，即使將來的工資不太高，他們一樣可以有其他生活上的追求，一樣可以感到人生的價值。真不明白香港的大學，為甚麼都要把學生趕入追求高薪的死胡同？中大今次是做對了，希望別的大學也不要錯下去！

(轉載自2009年11月12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高學歷青年申請公屋增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2102.aspx

房屋署的統計數字顯示，具大專或以上學歷的青年人，對公屋的需求趨增。在過去三個財政年度裡，未滿30歲的單身申請人，在輪候冊中分別有︰1.34萬、1.45萬及1.64萬，屬高學歷的分別有︰4,154、4,930及6,068人，其比例分別為31%、34%與37%，兩年裡增加了近二千人。

 

我覺得這種趨勢很不健康，沒有理由讀得書多的年輕人比讀得書少的年輕人更沒有信心，這麼早就看死自己沒有能力租私人樓宇，非要申請入住公屋不可，年紀輕輕，本應大有前途，何必這麼早就去依賴社會照顧？一旦養成了這種習慣，以後就只能靠政客去「為民請命」，向政府爭取更好的免費午餐，而自己則日漸失去自我奮鬥的信心，更要不得的是︰讀了這麼多的書，還去與基層爭奪社會資源，真不明白讀書讀來有甚麼用？

 

有學者為大專學生解釋︰說他們讀書時多有申請貸款津貼，畢業後要開始償還，經濟壓力很重。再者，近年經濟環境不佳，青年人不易找到好的工作，失業率在青年一代尤為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多了大專生去申請公屋是很正常的。

 

然而，我看到有些青年人，在求學時期，不但拿政府的貸款作生活津貼，還用銀行的信用卡去消費。一個有責任感的人，應按自己的財政狀況去決定自己的生活模式，未有收入，就去消費，自然不會有好結果。信用卡的利息是很高的，一旦未能及時還款，就可能一世為銀行打工。

 

可惜，社會上有些年輕人，自己不好好檢討自己當初為何胡亂消費，卻埋怨政府這麼快就要他們還款，還要收取利息。其實，有借有還是天公地道的事，他們在借的時候，就得為還作好準備。有本事拿獎學金，就可以不用還。

 

令我無法理解的，是社會上仍有不少團體對這類青年人寄予同情心。他們認為房委會有責任回應這類單身青年的住屋需要，不應在輪候的時候歧視他們，要他們分開輪候，另排一條隊，在分派單位時，優先給有家庭及較年長的單身人士，而不照顧單身的年輕人。

 

我覺得房委會的策略沒有錯。社會的資源有限，長者與有家庭的人士，對住屋的需求當然比青年人逼切。單身的年輕人，大可以與父母同住，待有經濟條件時，才搬出來獨立生活。尤其是那些學歷較高的一群，他們的競爭力應該較強；他們應有條件，在不久的將來，找到一份較高收入的工作，不應與基層一起去爭奪社會資源。

 

如果連高學歷者也要靠政府，將來政府又何來這麼多的資源，去照顧愈來愈多的需索？結果只會令香港的整體生活水平下降。

(轉載自2009年11月11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總統何懼人民瞎猜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2084.aspx

美國德州胡德堡軍事基地發生亂槍殺人案，行兇者是一位即將派往伊拉克服役的心理醫生，名叫哈山。他在基地的駐外人員集訓中心內胡亂開槍，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傷；為近期傷亡人數最多的一次槍擊事件，美國全國都為之轟動。

 

哈山有中東約旦血統，信奉伊斯蘭教，現年39歲，服役後從未派駐出國；今次發難可能與即將派往伊拉克有關。有目擊者說，哈山一邊開槍一邊大喊「真神偉大」。

 

美國民間對此反應很大。右翼人士乘機煽動對回教徒與有中東血統的人的不信任，要求政府對他們進行更嚴厲的監視，不許他們參軍或在政府機構內工作。左翼組織亦乘機攻擊政府的中東政策，要求政府盡快從伊拉克撤軍。

 

事件令美國總統奧巴馬感到很頭痛，他公開呼籲國民，不要過早對兇手殺人的動機妄作判斷。他想傳播的訊息其實很清楚，就是說事件不一定與宗教及種族有關，而可能是個別人士一時神經錯亂罷了。這樣才有利於政府把事件淡化，不讓事件衍生出來的問題，愈來愈對政府的政策不利。

 

總統既然有這樣的取態，將來軍方的調查結果亦多會強調哈山的精神狀態有問題，而不會涉及太多美國國內的種族矛盾問題與宗教衝突問題，以免事件進一步擴大。

 

美國政府在這件事上的取態，反映即使在美國這樣的自由社會，政府亦會企圖去引導傳媒，扭曲事件的真相。從已知的基本事實來看，人民根本沒有瞎猜，兇手行兇的動機明顯不過，即使哈山有精神問題，亦是因美國的反恐戰爭所導致的。

 

自911事件後，美國以維護美國的安全為理由，先後入侵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已打了八年，比美國參與兩次世界大戰的時間加起來還要長。美國的軍費開支令政府的財赤不勝負荷，士兵不斷陣亡但拉登卻遲遲沒法捉到，令人民對戰事愈來愈厭倦。

 

美國憑著先進的武器，以壓倒性的軍事力量，一舉把阿富汗與伊拉克的原有政權推翻，但新立的傀儡政府，形式上雖是通過民主方式選舉出來的，但實際上並未獲得當地人民的支持；否則，反政府力量何來這麼多的財政支持，並且不斷可以找到不怕犧牲的聖戰士加入，令美軍大部份時間都只能躲在軍事基地內。

 

歷史的經驗說明，外國佔領者從來都不受歡迎。美國自以為去解放落後國家的人民，讓他們可以過文明的美國式生活，但現實是大部份當地人民寧接受本國的獨裁者，也不接受外來的救世主。

 

在這種情勢下，美國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的戰略目標根本已沒有機會達到。任由戰爭拖下去，不但會加深美國的國際矛盾，還會引發美國的國內矛盾。奧巴馬想利用自己的魅力，去引導輿論，長期是不會成功的。

(轉載自2009年11月10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政府對樓價須有取態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2049.aspx

我是一個自由市場的擁護者，但由於特區政府在房地產市場已有龐大的參與，而且已沒法脫身，因此我也不得不贊成，政府需要在樓價問題上，作一定程度的干預，以確保市場能健康發展。

 

香港的土地是由政府批租的，而不是賣斷的。因此，政府可說是香港的大地主，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政府有能力操控整個房地產市場的供應多寡。如果政府有心增加供應，每年可以有八萬五個住宅單位供應，如果政府放慢手腳，可以跌至不足三萬個。其間，樓價亦會因此而大起大落。因此，市民把樓價的升跌歸咎於政府的房屋政策不是沒有道理的。

 

此外，政府又興建大量的公屋，以低於市值租金租給社會的基層。公屋供應的多少、公屋質素的好壞，以及申請資格的嚴寬，皆決定於政府的政策，並可以嚴重影響私人市場的規模與吸引力。這一切都令政府對樓市的起跌，無法置身事外。

 

香港的樓價長期高企，令香港的居住環境相對狹窄，營商成本較其他同類城市昂貴。這些雖不能說是政府刻意造成，但殖民地時期，政府並沒有積極地去防止這種現象的出現。

 

董建華時代，政府曾努力去改變高地價的環境，但後果卻是害多於利。原因是社會的既有財富大部分都以房地產的模式儲存，樓價一次過下跌過多，就會令全社會的財富蒸發，市民的消費能力與投資能力因而被大幅削弱，經濟立時失去動力。

 

經過十多年的折騰，香港人逐步適應了一個地價略低的經濟生態環境。現時的樓價，只是高峰期的七成半，但香港的負資產問題已基本解決，而銀行系統對此亦適應得很好。這是香港在九七後付出沉重代價才找到的平衡點，特區政府應好好珍惜，並積極採取適當的政策防止高地價環境再現，大多數市民都不想看到，香港百業難做，獨發地產。

 

政府要控制核心地區的樓價不易，因為已很難有新土地去作調節。但新發展區的情況就不一樣，政府手上有足夠的土地去滿足社會的需求，只要政府反應敏捷，及時提供土地，完全有能力把樓價控制在市民的購買能力之內。

 

我並非想政府再次推出「八萬五」政策，以把樓價壓至人人都可以買千呎以上豪宅的水平。但政府可以優化勾地表政策，或者主動定期賣地，以確保市場有足夠的土地供應，令樓價的升幅起碼可以與經濟增長同步，令市民感到，他們的生活環境有條件隨經濟增長而得到逐步改善。這樣就可以減輕社會上的不滿情緒，令政府的施政可以有更高的成效。

 

如果政府真的不想樓價過度急升的話，大可以清晰向市場表態，並承諾會增加土地供應。這樣，市民就不會高價也去搶購，樓價亦會在土地推出之前，自行調節。

(轉載自2009年11月9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貴不可買，待平才買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2024.aspx

樓宇的價格有周期性，不斷從偏低走向偏高，又由偏高走向偏低，甚少處於「正價」狀態。

                                                                                                

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樓宇的生產期很長，由土地開發到樓宇建成，起碼要三至五年。因此，當發現樓宇供不應求的時候，即使政府與地產商一起配合去增加供應，也會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沒法令需求得到滿足。這時，樓價就會升個不停，誰人也改變不了。

 

另一方面，由於地價成本很高，加上政府批出土地時通常都會限期完成建設，因此，房地產開發一旦起動，就沒法停下來。即使市場已經供過於求，地產商也得硬著頭皮去完成建屋的承諾。在這種情況下，樓價亦會愈跌愈低，跌到一個完全不合理的境地。

 

自我懂事以來，就見過香港樓價多次出現嚴重偏低的狀況，如1967至1969年的暴動期間；1973至1975年的股市爆煲兼石油危機期間；1982至1984年高息兼中英談判膠著期間；1987至1988年的環球股災期間；1989至1990年的六四餘波期間；1997至2003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至SARS期間，以及最近這次金融海嘯期間，樓價都出現過非常抵買的日子，只是大家都擔心，樓價可能會再跌，即使買得起也不敢買。

 

不久前，有位年輕的女醫生，在一個電台的烽煙節目中向特首埋怨，說她與一個做律師的男朋友正打算結婚，但他們兩人合起的力量，也不足買一間像樣一點的新居，我覺得這只是樓價處於偏高時間的現象，到樓價回落時，做醫生、做律師的是不愁買不起樓的。

 

他們這類工作，在社會上已屬高收入人士，地產商興建出來的樓宇，若果不以高收入人士作銷售對象，還可以賣給甚麼人？因此，買不起的時候就不要強己所難，可先租樓住，待樓價回落後，才找機會買。這種機會不出十年就會有一次，沒有必要一定要在樓價偏高的時候走進羊群裡，與其他不理性的人一起去搶購。

 

另一方面，當大眾對偏高的價錢都有抗拒的時候，市場上的需求就會減少，地產商要套現的話；就會自動把售價調低至銷售對象可以負擔的程度。因此，市民實在沒有必要在樓價偏高時過度擔心，樓價是總有回落機會的。

 

現實是樓市無可避免會有周期，不斷從偏低走向偏高，由偏高又走向偏低，全世界都是如此。沒有一個政府有能力使樓價永遠處於合理水平，若予過多的干預，反會破壞市場的自我調節能力，對社會造成更大的禍害，八萬五政策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不過，作為政府，當然也不能甚麼也不做，學我那樣叫市民慢慢等機會。在政治上，這是不正確的。當民間普遍地出現怨言的時候，政府就得出來作點姿態，作點政策上的修正，以顯示自己是體察民情的，並且正在想辦法去減輕市民所受的壓力。這政府才會得到市民更大的支持，令今後的施政更易有成效。

(轉載自2009年11月6日am730C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