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觀點 : 港青向上流/向�U流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5735.aspx

出席了一個研討會，主題是香港年輕的一代該如何面對向上流還是向下流的問題。我一開始就老實不客氣地指出，這個題目本身就不妥當。世上只有向下流，不會有向上流的。由於有地心吸力，液體在流動的時候，只會向下，絕對不會向上。把這個規律套用在社會上亦然。香港的青年人如果自己不發力，不力爭上游，而是隨波逐流的話，就一定是向下流，而不會向上流。

 

力爭上游是一件很費氣力的事，當然不及隨波逐流舒服；在正常情況下，選擇後者的人一定比選擇前者的人多。我年輕的時候亦有一段時間因這種選擇而蹉跎歲月。那後來是甚麼令我改變的呢？並非我突然轉性，不再好食懶飛，而是迫於無奈。

 

人的行為，往往並非出於理性，而是礙於環境。因此，開研討會向青年人曉以大義，作用不會太大。青年人自小就從父母與師長處聽過這類道理。他們一定會覺得講來講去都是三幅被。要青年人力爭上游，最有效的方法莫如要他們意識向下流的風險與禍害。

 

我年輕時，父親向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當時的社會，還未有安全網，隨波逐流的結果是流入地獄的火海，後果極其嚴重。一個尚有眼睛，可以感受到客觀世界的年輕人，當他知道他的真實處境的時候，他就會被逼著要發力。如果我當年知道遲些就會有綜援，甚至有全民退休計劃，我也會選擇先嬉戲一下。

 

因此，我不贊成政府利用抽稅的方式，把財富重新分配，為社會上所有的人都搭造一個安樂窩。這只會令選擇向下流的人無需接受後果的懲罰。

 

老子認為，「道法自然。」在自然界，不力爭上游的三文魚，就不會有機會繁殖，弱種不會流傳。人類若是狂妄自大，以為可以不用遵守天道，只會導致弱種流傳，DNA變質，命運愈加可悲。

 

我這樣說，並不代表我認為現有的制度已經很公平，無需進行改革。我只是覺得，要改革分配方法應著重首次分配，亦即是說，要讓有份參與創造新生財富的工作人員也可以分享工作成果，而非只讓出資本的人獨佔。只要這樣，選擇努力向上的人才可以取回他們該得的成果，他們的努力才會有正面的吸引力。這樣，人類的生產力才會如噴井一樣爆發，面目一新。

 

我不贊成的是，以抽稅的方式去修正首次分配的不公平。因為這只會把權力交給政府，令人民沒法掌控自己的命運。由政府對財富進行第二次分配，只會給官僚乘機抽水。官僚只會搞平均主義，令努力工作的人得不到應得的回報；結果只會令到更多的人甘心向下流算了。

(轉載自2013年2月4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應在羅湖設水貨專門店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5697.aspx

嚴格來說，內地人在香港購買的大都不是水貨。所謂水貨，是指背著獲正式授權的代理商從外進口的商品。代理商已在當地花錢推廣商品，令商品有一定的認受性。水貨客則借助他人的努力，所以成本較低，要價可以比正式的代理更有競爭力。在香港賣水貨並不犯法，因為香港是自由港，大部分入口貨都不用抽稅，政府並沒有損失，消費者更是得益者，受損的是代理商。他們應透過供應堵截水貨的源頭，社會並沒有責任替他們這樣做。以前蘋果速銷就擺明車馬專做水貨。但內地人在香港買的，大都不是這類水貨。他們在超市與藥房買到的，大都是正貨。

他們在香港購物，與其他遊客在香港購物並無分別，只是買的量較多而已。香港並無法例可以制止遊客購物，然後攜帶出境。

 

如果內地人在香港大量購物，然後運回內地出售圖利，那他們在內地出售的才叫水貨，該由內地政府決定是否需要管制這類商業行為。由於內地有入口稅及銷售稅，水貨客大都沒有交稅，內地政府有足夠的法律依據取締水貨。不過，大多數政府對個別攜帶水貨的人，都採取寬容的態度，只有極權國家才對民間這類行為進行嚴打。在大陸封閉的年代，大陸海關連個人自用的手錶與照相機都要登記，規定在離境時必須原件帶走，以防走水貨。香港人應不想大陸重回那個年代。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由於有稅差，邊境地方都有人走水貨，在稅低的地方買貨，運去稅高的地方賣。稅低的地區通常會歡迎水貨客來辦貨，有錢賺為甚麼不賺，當地商人會在邊境地方設立專為水貨客而設的供貨超市，以方便水貨客，順便做多一點生意。

 

其實，香港亦可以擴建羅湖火車站，在站內設超級市場，專賣熱門的水貨，如奶粉、益力多等。這樣，內地人就不用入市區買貨，影響香港人的日常生活。於內地人而言，如果離境前可以買到貨，他們一定會留到離境時才買。旅客可以先作遊玩，水貨客則可以即買即走，每日走多幾轉，香港沒有需要限制。香港海關甚至可以為水貨客設立專門通道，以免妨礙正常的過關客；同時亦可以加快水貨的流程，增加香港的出口。

 

為免有些產品的供應商，只顧做邊境水貨的生意，而忽略了市區的本港人需要，政府可對那些想在羅湖站超市租攤位的供應商提出條件，凡忽略對港人服務的，將會被撤銷租約。那供應商就一定不敢怠慢港人。這些要求可列作出租條件，無需透過複雜的立法程序，應該比較容易落實。只要政府放聲氣，會預先審查租客的資格，供應商會立即修訂自己的營運模式，以保障本地人一定可以買到奶粉。

(轉載自2013年2月1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誰來決定店舖的租金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5674.aspx

如果問該由誰來決定店舖的租金及租客，最先想到的答案很自然是該店舖的業主。但這個本為香港人普遍接受的答案，最近已不斷在輿論上受到挑戰。連一向以維護私有產權為己任的信報，亦甚少再出來為產權受侵犯的業主說句公道話。

 

近日，社會輿論紛紛為一間粥麵店結業而感到不值。這間位於銅鑼灣的老店，已有幾十年的歷史，很多市民都幫襯過。據聞，新租客將會是專以大陸人為銷售對象的名牌店。有些偏激的言論，指控業主為了收取更高的租金，不惜出賣香港人的利益。

 

這種表面上維護香港人利益的說法，真的對香港有好處嗎？

 

香港有今天的發展，其基礎是產權私有。我們的經濟活動的原則，皆建基於自利。市場上的交易，皆由產權的擁有者自主決定，不許非產權擁有者橫加干預。

 

在香港，沒有粥麵店的地方很多，難道社會可以制訂標準，要求在某個範圍內就必須有一間？這豈不是變了計劃經濟？

 

歷史證明，市場遠比人們預期中複雜，由政府、專家、以至公眾，所設想出來的社會需要，往往與實際大相逕庭。消費者往往因此而成了受害者。

 

香港的憤青當然不是這樣看。他們覺得：如果時代廣場的電影院不搬上樓，市民看戲就方便得多；如果領匯不是把診所的位置安排得這麼偏，市民看病就不用到處兜。這分明是地產霸權把香港人害成這樣的。因此，必須以社會的利益來制約地產商的私有產權，不許地產商唯利是圖。他們相信，社會如果肯按照他們的方法去做，市民一定會得益。

 

然而，究竟該由誰來決定街道上的店舖適宜做甚麼行業呢？哪間可以賣名錶？哪間只能賣粥麵？哪間容許收高租？哪間需為社會作犧牲？這只會催生獨裁者，個人連處理自己財產的自由也會被剝奪。

 

在現實世界，願意付出較高租金的租客，往往是較能發揮店舖潛力的租客。粥麵舖轉了名牌店，原有的食客的確不方便了，但遊客來港消費的金額卻上升了，香港一樣會有得益，而且可能更多。

 

如果社會對粥麵有需求，搬去別的位置一樣可以開。但遊客消費增加，就不只名牌店的店員可有多一點的佣金收入，香港的入口商、批發商、物流公司，都會有多些生意，可以增聘多些員工，推動社會的工資水平上升。

 

香港不能只賺自己人的錢，我們要賺到外邊的錢，才可有能力行街睇戲，幫襯食肆，否則粥麵店一樣要關門。如果香港的私有產權不獲保障，願意在香港投資的人一定會減少。沒有資金流入，經濟就發展不起來，單靠「窮棒子」，很難扭轉乾坤。

(轉載自2013年1月31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產權歸社會所有的危險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5649.aspx

老一代的香港人，多從大陸逃難落來，他們嘗過產權公有的滋味，對此不會有幻想。但新一代的香港人，他們生於產權私有的香港，卻不見其利，只見其害。他們容易誤信政客，以為只要社會收回某些私有產權，社會就可以變得更公平合理。

 

交通費加價，政客指這是因為企業只顧利潤，所以只要政府收回經營權，自行向市民提供服務，就可以制訂一個更合理的價錢。

 

貧富懸殊，政客認為是企業剝削工人，認為只要由社會代僱主制定最低工資，基層就可以過更好的生活。

 

樓價與租金偏高，市民負擔不起，政客要求政府實行租金管制，或透過徵稅去限制業主的銷售對象，促使業主把樓賣給某一類人。

 

這些做法其實都侵犯了私有產權，其根據就是個人只顧自己利益，不理社會需要。因此，只有把產權收歸為社會所有，才可清除私有產權之惡。

 

然而，以社會的利益來分配資源真的會更好嗎？

 

以經營離島小輪為例，小輪公司不肯增加班次，因為增加後每班的乘客不足，會虧損。政客要求政府自行經營，以順應離島居民的生活需要。政客與公務員都不用花自己的錢，可以慷市民之慨，結果是政府專做蝕本生意。

 

政府的錢從哪裡來，還不是向市民徵稅。結果，努力工作，收入多的人，就得抽多一點稅；不工作的人，不但不用抽稅，還可以享受福利。社會上選擇後者的人會愈來愈多，政府很快入不敷支，無以為繼。歐洲已出現這種情況。

 

政府機構的營運效益一般都比私人機構低，原因就是他們可以不講利潤。利潤的監察是全方位的，無時無刻的。但政府的運作，卻只可透過官僚程序去監察，成本高，效益低。不外是填表報批，寫官樣文章，一味夠煩。

 

再者，政府都是獨家經營，不似私人企業，非與行家競爭不可，效益不高的，很快會被淘汰。

 

由政府來分配資源，只能以表面上的公平為原則。人人所得一樣，就沒法反映個人天賦與努力的差異，社會只會走向平庸。

 

此外，社會上總會有些資源沒法一人一份，平均分配。若用市場機制去分，就價高者得。這不是有錢大晒，而是肯出價的人，往往是最能善用資源的人，社會可以減少浪費。但由政府去分配，就得看權掌握在誰的手裡，懂門路的人有著數。政府的所謂公平，不外是叫人排隊或參與抽籤。前者浪費時間，後者要靠運氣。

 

產權私有是個人掌握自己命運的開始。社會不應容許產權擁有者的使用權、收益權與轉讓權受到侵犯。這樣，個人的努力才可以積累，才可以與其他人進行交換，才可以享用自己的努力所得。

 

若是把產權歸社會所有，個人就會沒法獨立，命運就會掌控在政客手裡，他們會帶我們走向通往奴役之路。

(轉載自2013年1月30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私有產權與租金管制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5621.aspx

近年，香港不但樓價貴，租金亦升了不少，社會上有不少怨言。有人主張恢復租金管制，以制約地產霸權，保護基層的利益。

這種說法聽來很簡單，亦很容易見效，所以支持者不少。我曾在一個研討會上對這種意見提出質疑，旋即遭到台上台下的圍攻，認為我只顧維護地產商的利益。

我對香港人變得這麼激進，的確有點意想不到。所以在開始演繹我的觀點時，直接套用了要保護私有產權的概念，一味強調樓是業主的私產，業主擁有樓宇的收益權，有權選擇租客與制訂租金，社會無權代他們作決定。但很明顯，這種理論現時已很難服眾，需要有較具體的解釋，人們才會進一步再作思考。

這反映香港人已愈來愈不相信私有產權這種理念了。他們覺得這其實即是地產霸權的化身，不但不應視它為神聖不可侵犯，而且應該群起而把它打倒，否則香港人就不會有好日子過。

說穿了，這其實是一套社會主義的想法，亦即產權該屬於社會而非屬於個人的想法。產權既然屬於社會，那就得服從社會的利益。社會上有這麼多人在捱貴租，那就應該立法限制業主加租與「逼遷」舊租客。

不過，香港一向行資本主義，即使是今天，社會仍是以自利為動力，靠市場機制去運作。如果一下子改為以集體利益為依歸，香港能否適應也是一個問題。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私有產權的地位，比民主還要高；即使全民公投，也沒有權損害產權擁有者的利益。如非這樣，市場機制就無法交易，社會資源就沒法按價格作合理分配。

現實是這套方式，素來行之有效，令香港的發展遠比一些行社會主義概念的地方好。但現在社會上就有一批人，他們打著維護基層利益的旗幟，要在香港推行社會主義。他們要求政府回購領匯、回購地鐵，把一些公用事業都公有化，認為只有這樣，才可以保障市民有廉價的優質服務。

然而，這套想法真是會有實效嗎？不妨先以租務管制為例：表面上，業主不可隨便加租，租客當然可以立即得益；但得益的只是既有的租客，尚未租到樓的人，以後會更難租到樓。因為，一旦做業主連選擇租客與制訂租金也沒有自主權力，一定沒有那麼多的人肯買樓收租，那市民想租樓，一定會更困難。再者，有了租金管制，業主一定不肯花錢維修，租客的居住環境會愈來愈差。

現時香港樓價高、租金貴，其基本原因是供應不足。如果我們不集中力量去解決基本問題，而把問題歸咎於業主貪得無厭，囤積居奇等非主要成因，就很難對症下藥，即使再推出多些辣招，亦解決不了真正的問題。只有當供應增加之後，業主才會為爭取租客，而提供優厚的條件。他們會自動獻身，無需社會強制。

(轉載自2013年1月29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所有權需法律明確界定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5593.aspx

上天並沒有為自然資源劃分所有權，世上沒有天賦產權。猶太人雖說以色列是上帝承許給他們的土地，但他們最終仍得出動武力去把土地從巴勒斯坦人手上奪回來。因此，最原始的產權都是霸回來的。而且並非一旦霸佔了，就可以永久擁有；而是只能在某一段時間，作排他式的佔有。一旦力不及人，就會被更有力者奪走。

這種你爭我奪，只有消耗性，沒有生產性，對一個族群的成長進步沒有好處。族群為了比其他族群更有競爭力，必須發展出更有效的資源分配與利用方法。

族群中有些人善於強搶，有些人善於耕種，有些人善於放牧。善於強搶的做士兵，只准他們向外強搶。善於耕種的做農民，為族群提供糧食，善於放牧的做牧民，為族群提供皮革、奶類及肉食。產出有餘就可以互相交換，為了交換可以順利進行，就必須制訂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遊戲規則，這樣才可以減少交易過程中的磨擦。

首先要做的是承認既定事實。已經在手的財產，不管以前是用哪種方法得來的，以後都會受到法律的承認與保護，以後不可再搶來搶去。如果容許強搶與偷呃拐騙，誰願意拿自己所擁有的與別人交換。

由此可見，所謂產權，最重要的問題是要解決產權誰屬的問題，也就是所有權的問題。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不可以拿來使用，不可以拿來交換，亦不可竊取其產生的利益。

十誡最早出現在公元前五千多年的巴比倫文明，其中已有一條是不准偷盜。可見人類社會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設法界定私有產權。如果沒有界定產權誰屬，也就沒有盜竊問題。

在普通法的合約法裏，很注重合約參與方的資格(Capacity)問題。不符合資格的，簽了白紙黑字的合約也沒有用。而所謂資格，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合約的參與者是否交易物品的擁有者。如果你不是物業的產權擁有者，你就沒有權代表賣方簽約。

現時社會上流行一種叫做公平交易的概念，其實在產權與合約理念中，都不太注重合約中交換的代價是否公平，而只會注重合約的參與者是否自願。因為，產權的擁有者才有權決定交易是否公平合理，旁人，即使是法官也沒有權說三道四。產權擁有者如果覺得不公平，有權拒絕交易，但不能硬性規定對方一定要用某一個代價來交易。

從這個角度來看，租金管制在某種程度上是損害私有產權的。不過，按照科斯的說法，一切交易都是制度安排，而馬克思更說產權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的法權吧了，並非神聖不可侵犯。法律賦予的權利，人可以透過立法加以改變，關鍵是這種改變能否帶來更多的經濟效益吧了。這個問題下次再說。

(轉載自2013年1月28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從強搶到「費厄潑賴」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5557.aspx

昨文指出：原始資源皆是土地的附載物，生物都會自發地佔據土地，以保障自己的生命可更好地存在與繁衍。雄性動物大都會用自己的尿液來界定自己的地盤範圍，並會拼命保護自己的地盤，不許其他動物分享他地盤內的資源。從這個角度來看，私有產權的概念，早在人類出現在地球之前已經存在，而且已變成生物基因中的密碼，確保後代也不會忘記。

自然界的土地，上天並沒有分配歸誰所有，所以所有土地最先都是強搶回來的。即使在搶回來之後，上天也沒有立例對產權有所保障。身體強壯、孔武有力時，就保得住搶回來的土地；一旦年老力衰，就會被新崛起的強者所搶走，想傳授給自己的後代也沒有機會。

有些物種，個體較小，在爭奪土地資源上會吃虧，所以他們會聯合行動，逐漸發展成群體生物，有一定的社會性。群體生物需要聯合起來一致對外，必須減少內部的消耗。如果向外搶回來之後，輪到自己內部又搶來搶去，一定會削弱自己的力量。在優勝劣敗的競爭下，能夠減少內耗的團體就可脫穎而出，而內耗得嚴重的團體就被淘汰。

社會在進化過程中，曾嘗試過不同的方法去解決內耗問題。最先是嚴格的等級制度，以決定資源享用的優先次序，螞蟻、狼群都用這種方法。印度到今天仍未放棄等級制，反映它的確是有節約內耗的功能，只是某些人要為此作出犧牲。但「天地不仁，視萬物為芻狗」，上天可以忍受被欺壓的階級任人魚肉。

除了等級制之外，社會又發展出極權制，由族群的領袖說了算，其他人不許有異議，違者死。中國領導層仍有人十分懷緬這種方式，因為十分省功夫。

然而，這種一個人說了算的方式，不利於發揮群眾的智慧。小團體尚可，團體越來越大的時候，多強的領袖都管不了這麼多事。中國有一段時間就是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他要搞全民大煉鋼，全國就把含鐵的製成品都煉成廢鐵。他要搞階級鬥爭，全國就群起互鬥。這種一言堂，不但沒有減少內耗，反而令中國遲遲沒法崛起。

因此，當一個社會發展得越來越大的時候，就不能長期依靠專制獨裁的方式去營運，而必須盡量讓社會的成員都有一定的自主空間，並讓成員可以參與社會的管治。這樣，大家才能各展所長，令整個群體可以有更大的競爭力。

為了避免個人作自主時與其他人產生矛盾和衝突，社會必須制訂各種遊戲規則，把個人的權利和義務界定清楚，這樣大家才可以進行「費厄潑賴」(即Fair Play，林語堂的譯法)。這些遊戲規則中，以產權的界定對經濟發展最為重要。這個問題很值得討論，不過要留待下次再談。

(轉載自2013年1月25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試談「所有權」的問題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5521.aspx

在信報看到張五常教授論產權的文章，觸發我一點想法，在這裏與讀者分享。

張教授認為產權包括四種權利：一是所有權、二是使用權、三是收入權、四是轉讓權。我認為這四權不能並列，其中所有權是根本性與主導性的，其他三權只是衍生性與從屬性的。所以我無法理解，為甚麼張教授說所有權在經濟學上並不重要？

任何產權首先得界定所有權誰屬，才可以決定誰有使用權、收入權與轉讓權。後三者只是前者的組成部分。沒有所有權，也就不會有使用權、收入權與轉讓權。因此，所有權是決定性的，有決定性的東西怎會不重要。

本欄曾經寫過懷疑天賦人權的想法，但可以肯定產權一定不是天賦的。在自然界原先一切都是萬物共享的。有生物之後，才出現生存權的競爭問題。

叔本華認為，世界是意志的表象。物種的意志就是求生與繁衍。個體會盡力求生，種族會盡力繁衍。我們這個世界就是萬物求生與繁衍的競爭中演變出來的。

地球資源有限，求生意志與繁衍意志無限，有生命的地方就有資源爭奪問題。原始資源皆從屬於土地。因此，原始的爭奪皆與土地有關。雄性動物先得霸佔領地，雌性才願意與他交配，否則沒法保障下一代會有足夠的資源維生。由此可見，港女要男友買了樓才嫁，是十分正常。因為人類基因中有密碼會不斷發訊息提醒女性要作這樣的選擇。

我年輕的時候，養過蟋蟀、鬥過金絲貓，知道生物都會為保護領地而拼命。而土地則不是天賦的，而是強者佔之。所謂產權其實不是本有的，最先只是用強權霸佔回來的；人類為了社會穩定，不用不斷地你霸我奪，妨礙正常生活與生產，才以法權去取代霸權。

由此可見，產權並非天賦；它是人類社會的產物。社會透過立法、司法及行政，以界定各類資源誰屬，以方便資源的交換，保障合約的履行；這樣，人類的經濟活動才可以用較低的成本去進行。

由於產權的祖先是強權，加上沒有強權產權也保不住，因此各國都要保持自己的武裝力量。美國如非擁有最多大殺傷性的武器，他在世上哪有這麼多的話語權，可以把琉球與釣魚島隨便交給日本。如果中國海空軍的續航能力連釣魚島也去不到，那釣魚島的所有權問題根本不會引起爭議。

即使在一個國家之內，產權亦只是表面上受法律保障，但法權的背後仍是強權。政府是透過它擁有的強制性權力，去保障法律的執行。

人類社會制度的差異，基本存在於所有權的分配上，多少屬於個人，多少屬於政府(或稱社會、集體、人民)。只有在所有權的問題被界定清楚之後，才可以制定其他的遊戲規則。現時我們社會的很多爭拗，都源自於所有權的問題。它是重中之重。

(轉載自2013年1月24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購買力脫節 誰在買樓？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5488.aspx

梁振英作首份施政報告後，樓市又再急劇上升；政府一系列的抑市措施好似完全不起作用。

照道理，有了短期轉讓的額外印花稅之後，市場已沒有炒家活動的空間；而有了外來買家的額外印花稅之後，連內地人來港買樓的途徑也被堵塞了；那香港還有甚麼人在買樓呢？答案只能是香港自己的用家與投資者。

香港的投資者，凡是大規模有組織的，都喜歡用有限公司來買樓，但現在用有限公司買樓也要付額外的買家印花稅；照道理，本地投資者的活動也已受到一定的遏抑，餘下來的，豈不是主要靠本地的用家。

然而，不是說樓價已和用家的購買力脫節了嗎？倘若真的如是，用家又憑甚麼去買樓呢？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樓價又是與部分用家的購買力脫節，而非與所有用家的購買力脫節。

按現時市場的表現來看，現時樓價雖高，但仍有人買得起；而且買得起的人很多，多到足夠消化新增的供應量有餘，否則不足以推動樓價節節上升。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香港的中產階層近年出現兩極分化。有一部分跟得上社會轉型的，就收入增長得很快；但亦有一部分跟不上經濟發展的，就被迫向下流，加大了社會基層的比重。前者的購買力大增，成了樓價上升的主要推動者。後者的購買力下降，只能寄望政府出手壓抑樓價，或予他們一定的住屋資助。

這種現象，其他已發展的地方也有出現，是在全球化之下無可避免的事。香港要進步，也只能走這條路。

不得不承認，能夠跟隨社會一起轉型的那批人，應可視作社會進步的主要推動者。他們是社會的貢獻者，他們的努力，市場會予以較高的報酬，所以他們的競爭能力比較高，能夠比其他人早一步買到樓也是合理的事。

因此，我不贊成政府再用新的行政手段，如增加按揭利息、降低按揭成數等，去阻撓這批人買樓；這對他們不公平。政府若是真的想幫那些經濟能力較低的人也能買到樓，最恰當的做法是盡快增加供應。因為當供應增加後，地產商就只能擴闊他們的銷售對象，把一些收入較低的人士也視作他們的銷售對象。屆時，地產商就不得不調低他們的售價，以適應這批人的購買力了。

由此可見，增加供應可解決房屋問題最公平有效的方法。惟建屋需時，沒有三五年，很難看到成效，心急也沒有用。現時社會上有些人急於求成，希望政府可以出辣招，令市場即時有反應。這樣做很危險，可能矯枉過正，對社會造成更大的遺害。

(轉載自2013年1月23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香港需實行空置稅嗎？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45458.aspx

有報道指政府有意推行空置稅。這其實只是梁振英在接受訪問時的一個被動的回應，並不代表政府已有這種構思。情況是有記者問梁振英，若果發現地產商囤積居奇，政府會否考慮向他們徵空置稅，梁振英的回應是他不會排除這個可能，但沒有說一定會徵收。我估計推行的機會不高。

其實，近年我一直有倡議空置稅，但我認為應該推行的地方是在內地，而非香港。內地的空置率很高，有些城市可高達三成，資源大量被浪費。引入空置稅，可增加空置的成本，促使業主早日把物業出租或出售，有利於樓價與租金的合理調整。

然而，香港的情況很不一樣。現時香港住宅物業的整體空置率只有4.3%，以世界標準來說，屬於偏低水平。歐洲有些國家的空置率可以高達雙位數字。香港的樓宇資源可謂已利用得十分有效。在這種情況下還引入空置稅，究竟能有多大的改善空間，實屬疑問。

一般而言，樓宇買入後要安排裝修，而出售或出租前，亦要花時間物色客人，空置在所難免。另一方面，二手市場的交易，並不一定是甲乙之間的單位直接互換。甲想買乙的單位，但甲的單位不一定是乙想要的，結果乙買了丙的單位；而丙又買了丁的單位，不知要轉接多少人，才碰到一個肯買甲單位的用家。

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會有單位要被空置。5%左右的空置率是大部分政府都可以接受的自然空置率。香港近年的空置率都不足5%，香港的問題不是空置過甚，而是供應不足，徵空置稅未能對症下藥。

不過，現時市民最關心的，不是二手市場的空置率。因為的確有個別發展商長期持貨不肯開售，似乎刻意在待價而沽。市民覺得向這類公司徵收空置稅，可促使他們及早按市價開盤，增加市場供應。

然而，這並非主流現象：大部分發展商都傾向將自己手上的單位，在入伙前就全部售清，早日收回資金作新的投資。因為，這樣他們才可以提升資金的運用效率，賺到的錢會比囤積居奇更多。

現時，由於供不應求的情況嚴重，大部分地產商都能夠在樓宇入伙前已把手上的單位賣得七七八八；過得一年半載後，更所餘無幾；反映現時香港的房屋問題與主流地產商的銷售模式無關。在這種情況下推空置稅，對壓抑樓價幫助不大。

空置稅是一種相對複雜的稅種，行政成本很高，而且多少損害私有產權；政府在推出之前，宜先了解實際情況，不宜因個別地產商的行為，而向整個行業開刀。否則可能花了很大的氣力，亦沒法達到預期效果。

(轉載自2013年1月22日am730C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