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觀點 : 沒讀大學有上進機會嗎？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5226.aspx

由於大學教育愈來愈普及，社會已沒法為所有的大學生提供一份高檔次的職位─專業性或決策性的工作，以致有些大學生不得不去幹一些事務性或文書性的工作。如果連讀完大學也得面對一個這樣的處境，那沒有讀過大學的人，在社會上就是否更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呢？那又不見得完全如是。

 

早年香港流行「發三師」的說法，意思是說，做律師、醫師、建築師的最容易發達。不少家長至今仍迷信這一套，所以一窩蜂的送子女入文法中學，希望子女可以考入大學，將來有機會做「三師」。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如今在香港當「三師」，已不保證會發達。

 

其實，社會上的工作有兩類：一類是非讀大學不能做的，如上述的所謂「三師」；另一類是可以憑天資與經驗去做的，如當歌星、運動員、教練、廚師、技工、推銷員，以至做生意，都不一定要讀大學。

 

我從事地產代理行業，這一行的從業員絕大部分都沒有讀過大學，不見得他們就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這一行需要EQ多過IQ。埋頭讀書的人，由於少與人接觸，EQ反不及經常在球場上被人欺負、一早拍拖食慣檸檬的人。我在這一行每年都看到不少新進Top Sale，他們的收入，絕不低過新入行的三師。

 

其實，不只地產代理有這種現象，其他如保險、傳銷等行業，都不難看到有成員向上流動的現象。他們初入行時，成功主要靠鬥心；之後，他們的經驗會愈來愈豐富，客路會愈積愈多；故不至於像新星一樣，閃兩閃就熄滅了。我見過很多成功的銷售人員，在積累起足夠的資本之後，還自己出來創業。我自己走的，就是這樣一條路。

 

不少統計都顯示：創業的人大部分都沒有讀過大學，因為創業要冒風險，承受比打工更大的壓力，很多時，在其他的路都沒法行的時間，人才會被迫去創業。讀完大學的人，比沒讀過大學的人，較容易找到出路，不至於走投無路而非創業不可，所以都是打工的多，反是沒讀過大學的人，更有機會做老闆。

 

社會上仍經常會聽到，做廚師的自己出來開食肆，跳舞跳得好的開舞蹈學校，做技工的搞維修服務公司……。可見香港社會不是沒有向上流動的通道，只不過要上進就得付出代價。創業不單辛苦，而且夭折率很高，並非人人願意去冒這種風險。

 

即使不創業，沒讀過大學的人在職場也不至於沒有機會。商業社會很實際，入職時會看學歷，入職後一定看工作表現，沒讀過大學的人一樣有升職的機會。反而我擔心在有了最低工資之後，會有更多的人寄望政客去為他們爭取提升最低工資，因而失去了個人奮鬥的動力。然而，即使最低工資得以不斷提升，拿最低工資的人仍沒有在社會裡向上流動過。

(轉載自2010年4月30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由求學期間的競爭 延至出社會後競爭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5208.aspx

經常聽到大學生的埋怨，大學畢業仍找不到一份像樣的工作，月薪只有一萬元左右，升職又遙遙無期，讀這麼多的書不知有甚麼用。另一方面，僱主對當今的大學生也不滿意，覺得他們的水準大不如前；信也不會寫，就想要升職；一味怕蝕底，很難委以重任。

 

有人覺得這是香港教育制度失敗的結果，但我覺得這是教育制度改善的結果，因為更多人能上大學已是教育制度上的一種改善。大學生多了，其普遍質素很難不下降，不單香港如是，全世界都無可避免。

 

我讀書的時候，香港只有一間大學，能夠入讀大學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一；有機會考大學入學試也被視為一種榮譽；能夠大學畢業的，當然是精英中的精英。當年，人與人之間的激烈競爭，自孩童時期已經開始。小學要考升中試，中學要考會考，讀完預科，還要考大學試，而且合格率都不高。經過這麼多重的篩選，若不是天資聰敏，又刻苦耐勞，根本沒有機會衝破這麼多重的關卡，僱主對這樣篩選出來的大學生當然感到滿意。

 

另一方面，由於供應少，大學生畢業後就成了天之驕子，有很多高薪厚職等他們去選擇。文書性與事務性的工作可由中學畢業生去做，大學畢業的一定有機會可以做專業性與管理性的工作，這種性質的工作，工資高，發展前景好，大學畢業生當然容易感到滿意。

 

但自九十年代開始，香港突然增設了多間大學，以至大學生增加的速度遠比經濟增長的速度快。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很難一下子為大學生提供這麼多的優質職位，有部分大學畢業生因此只能做一些以前由中學生去擔當的職位；他們自然感到大材小用，社會對他們不公平了。

 

另一方面，由於大學的學額多了，大學不得不降低招生的標準，否則根本沒法招足學生。因此，大學畢業生的一般水平下降，主要是由大學生人數增加所造成，把它歸咎為教育制度的失敗是不公平的。若果以同樣的比例，把現時大學生中的精英挑選出來，他們不一定會比早年香港的精英差。所謂大學生水準下降，只不過是大學普及的必然結果吧了。

 

隨著社會的富裕，我們沒有理由不為更多的青年人提供讀大學的機會。有些人，尤其是男孩子，立心發奮的日子來得比較遲，如果一早就剝削了他們讀大學的機會，可能會埋沒很多人才。因此，我是不贊成，為了提升大學生的質素，而不惜縮減大學生的學額的。

 

此外，我認為學習最好有一個自發的環境，不宜施加過多的分數壓力。要小學生為升大學的道路而進行競爭是殘酷的，為何不可把競爭延後至出社會工作時才全方位進行？這樣僱主雖然辛苦一些，但年輕人卻可以有一個相對愉快的求學時期。

(轉載自2010年4月29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教育能提升社會流動嗎？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5179.aspx

近年，年輕人對社會的怨氣很大。他們覺得社會的向上流動能力差了，即使讀完大學，也不易找到有發展前景的工作，很多人對自己的將來都沒有掌握。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資，似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

 

雖然，知識一直被視作改變命運的工具，但這只對個人有效，一上升至社會層面，情況就變得複雜。影響一個社會命運的，可不只教育一項，還有政治因素、經濟因素、自身因素、外圍因素、歷史因素、當今因素……。菲律賓的大學就培養了很多大學生，但他們畢業後，卻選擇去做不用多少知識的家庭傭工。

 

我認識一個朋友就經常感嘆，他兒子大學畢業後，在社會上找到的機會還不如他以前小學畢業！

 

我朋友的父親，二次大戰後從廣東的農村逃難來港。由於沒有讀過甚麼書，只能在工廠裡當工人。但工業的產出比農業多，故看來微薄的工資，已令他父親的收入比在鄉間當農民多好幾倍，可以經常接濟鄉間的親友，備受鄉民的尊重。在這種情況下，他父親自然覺得，香港社會有很強的向上流動力，令他的命運出現了重大的改變。

 

我的朋友則因為考不上官立中學，又付不起私立中學的學費，小學畢業就出來社會工作，先是在工廠裡當雜工，老闆見他會寫字計數，人也老實，就安排他當收發，工作令他感到學識不足，於是他就去上夜校，繼續進修。七十年代，工廠的生意很好，不斷擴張，老闆見他有上進心，就提拔他做新生產線的管工，後來更升了做廠長。

 

這段經歷令他深感知識的重要，所以他節衣縮食也送兒子出外讀大學，但他兒子學成歸來後，大學生已遠不像以前那麼吃香。他兒子雖找到了一份洋行的工作，但只是基層性質的工作，看不到有甚麼升職的機會。因為，他兒子的上司，(可不像他以前的老闆)也是放洋留學的，剛三十出頭，短期裡不似會退休。

 

他有點後悔送兒子出外留學，因為兒子的收入拿來交學費與海外生活費也不夠，他不知道甚麼時候才能歸本。他心想，如果兒子將來想成家立室，他可能還需幫補兒子買樓。原先留給自己養老的錢，可能所餘無幾，他與他的兒子都對這種處境感到擔憂與不滿。

 

香港已發展成為一個金融中心，人均生產力名列世界前茅，但社會上不可能人人都做金融業，其他行業的高層管理職位亦有限，不可能讓所有的大學生都上位。我有時真懷疑，社會是否值得花錢去培養這麼多高不成低不就的大學生？大學生多了，就能助香港社會轉型至更高的層次嗎？金融中心不已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最高的形式嗎？社會要再轉型，還可以轉成甚麼形式呢？難道是學美國那樣，靠欺負全世界，掠奪他國資源以濟自己？

(轉載自2010年4月27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香港還有社會流動嗎？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5159.aspx

近日在報章上常看到有關香港社會流動方案的討論，發表意見的除了政客之外，還有不少學術界人士。他們的意見因政治立場基本分成兩類︰接受現有建制的一方，認為香港尚有一定的流動性，容許市民透過公平的競爭，去改變自己的命運，由社會的低層爬向社會的上層；不接受現有建制的一方，則認為香港社會的流動能力正逐步衰退，貧富懸殊，社會資源為富方壟斷，社會低層已沒有向上爬的機會，政府非作徹底的改革不可。

 

我對學術理論缺乏研究，手上亦沒有可靠的數據，但由於有相當寬闊的社會活動面，對這個議題亦一向有關注，所以亦不自量力在這裡談談自己的觀察。

 

我基本上認為，香港仍有社會流動，而流動的條件則有些地方得到改善，但有些地方卻出現惡化，總體來說，流動的速度在減慢，而流動的幅度亦在收窄。

 

我除了從商之外，還有參與一些公營部門與專業團體的諮詢與管治工作。我身邊從商的朋友，大部分都有上有落，有事業日益壯大的，也有搞到要破產的。金融海嘯期間，商界就有如坐過山車一樣，大上大落，有人甚至被拋出車外，怎可說沒有流動。至於我接觸的專業人士，行內亦不斷出現新進的高手，令老行尊也感到黯然失色，絕不是一池死水。

 

據一些在大學任教的朋友告訴我，他們的學生大部分來自社會的基層，並非只局限於富裕階層。他們中不少將來會成為醫生、律師、會計師、建築師………等專業人士。他們的人生道路將與他們的父母有很大的差異。這難道不算是一種社會流動？

 

然而，在一般人的主觀感覺上，香港社會的流動性遠不如戰後至回歸前那段時期。那麼，為甚麼教育普及了，政府對基層的支援多了，而社會卻反覺得向上流動的機會少了呢？

 

我覺得原因主要源自兩個方面。首先︰當時的香港是整個社會在世界層面向上流動，所以港人大部分感受到自己在進步。當時，所謂港人，大部分是來自中國農村的難民。從事農業的收益當然遠不及從事工業。其後，香港又成功從一個輕工業中心轉型成一個服務業中心，生產力大幅提升，社會上大部分都因而得益。但今天香港已發展成金融中心，這已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模式，今後只會有量變，很難會有全社會質變。現在的所謂社會流動，只局限於社會內部表現得比較出色的小部分人，而不是全社會一起提升，那感覺不到提升的人自然會有怨言。

 

另一個令港人感到向上流動機會減少的原因，是經過五六十年的長期競爭，各行各業的龍頭位置已被強者佔領，新來的人想參與混戰，已沒有以前那麼容易。這是所有成熟社會都會出現的事，除非再搞一場天翻地覆的大革命，但這對大多數人都不會有好處。

(轉載自2010)年4月27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曾九招會有成效嗎？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5133.aspx

香港的某些傳媒反政府的心態已發展至不理性。他們一方面覺得現時樓市過度熾熱，要求政府出手遏抑；但當政府應社會要求推出有關措施時，他們就不假思索地說，這些措施不會有作用。他們這樣的作風，間接破壞了市民對措施本來該有的理性預期，令政府在矯枉過正時，必須更加過正，社會亦得為此而付出較大的代價。

 

我雖然從一開始就認定今次樓市不易遏抑，政府推出的措施必須夠猛；但我還是認同為政者宜慎重一點更好。期望一步到位，很容易過猶不及，不如逐格微調，適可而止。這樣，社會要承受的風險較小。官僚對市場的認識，始終不及行內人士，很難要求他們一刀中肯；只要方向正確，措施總有到位的一天。

 

政府自年初已意識到樓市有不健康情況，當時推出的某些措施的確效果不大，我亦老實不客氣地加以批評。譬如對逾二千萬樓價的交易增收0.5%印花稅，除了可增加政府的收入外，的確難對樓市起遏抑作用；因為這類樓宇的上升速度極快，過去一年裡的升幅已超過三成，區區0.5%的印花費，怎麼阻嚇買家入市。至於不准地產商跳層(不設不吉利數字的樓層)，更是無關宏旨；地產商此舉並非旨在欺騙消費者，而是順應社會的迷信心態吧了。

 

但今次由財政司公布的措施就較中肯，其中政府將主動賣地的做法，勢將影響地產商投地的心態。因為，當地產商預期遲些還有更多的土地推出時，投地時的競爭一定會減弱。一定會有地產商保留實力，去投之後可能推出的土地，不會每次有土地成功勾出，都爭過你死我活。

 

我估計，在這種安排下，下次賣地的成交價一定沒有預期中那麼高。這將會影響人們對後市的預期，令樓價的升勢也因而受阻。由於政府已改變土地供應的遊戲規則——由靠地產商勾地，變成政府可以主動賣地，政府已重掌土地供應的主導權。因此，若然政府覺得下次土地拍賣的成交價依然偏高，政府還可以進一步增加供應，直到地價被壓低為止。當地價回落後，人們預期樓價會不斷上升的信心亦會跟著動搖。

 

此外，由於政府對示範單位的如實度與銷售資料的透明度都提出了嚴格的要求。地產商原先的開盤部署已被打亂。相信要等一段時間後(一個月起碼)，一手市場才會有新樓推出。

 

今次香港樓市的升勢，主要靠新盤帶動，若然一手市場一時沒有新盤應市，二手市場亦會跟著淡靜下來。據我下屬前線人員匯報，近日生意已明顯減少三至四成。因此，我相信今次政府推出的遏市措施，一定會有成效，而且很快就可以為公眾感覺得到。

(轉載自2010年4月26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以地產補貼交通費好嗎？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5103.aspx

政府用公帑補貼離島渡輪公司，引來議員的批評，認為對非離島的居民不公平，兼且會令其他經營出問題的公共服務公司齊來向政府伸手。

 

其實，全世界先進國家的交通運輸服務，都在不同的形式下得到政府的補貼，否則，社會的基層難靠微薄的入息去支付昂貴的交通運輸費用。一般而言，政府對地鐵的補貼最多，因為地鐵需自建路軌系統，其他車輛卻可行政府免費提供的馬路，而船與飛機皆有上天提供的自由航道。

 

香港雖然一向標榜以商營機構提供交通運輸服務，其實一直都有政府補貼，只不過一向少用現金，而是用較為隱蔽的土地發展權。香港的地鐵表面上不用政府補貼，但政府提供地鐵公司車站上蓋的發展權，地鐵公司可以透過與地產商合作發展獲取巨額的收益，還可以保留很多優質商場收租作經常性收入。單是收取票價，根本不足以支持地鐵公司的日常運作。

 

至於其他公共運輸公司，大部分都有在地產發展項目上得到間接的獲益。曼克頓山、港運城、丹拿花園、時代廣場、港灣豪庭等大型地產項目，其前身分別是九巴、中華巴士、電車公司與油蔴地小輪公司的車廠與船廠，如果沒有這類地產發展的額外收益，很難吸引財團去經營公共運輸服務。

 

從這個角度來看，今次政府補貼離島小輪公司並不是甚麼開了先例，只不過以前的補貼方法不同吧了。說離島居民因而獲得納稅人的額外照顧是不公平的。現實是市區的人獲得政府的照顧遠比郊區的人多，問題是鄉郊人口不足，如果政府要讓鄉郊的人得到與市區的人一樣的照顧，成本很大，經濟效益很低，以至有些離島，至今連水電供應也沒有，遑論小輪服務了。

 

香港的離島小輪服務，原本由油蔴地小輪公司提供，如果政府當年肯讓油蔴地小輪公司在中環的碼頭上蓋發展上獲得更多的發展空間，我相信油蔴地小輪公司一定會爭取經營下去的；那就不會出現今天需由政府用現金補貼的情況了。

 

然而，香港的政治氣候已變，反對派的議員無時無刻都在抓政府痛腳，若是政府把地產發展權隨便批給公共運輸公司，一定會有議員替政府算帳。地產發展權可不同現金，其價值五時花六時變，批出時的算法與發展完再算出來的一定有差異。政府官員害怕紅灣半島事件重演，又再被控官商勾結，向財團輸送利益；因此只好選擇用現金補貼算了。把一目了然的數字拿去立法會批，以後官員就沒有責任了。這種環境下，以後除了地鐵，其他公共運輸公司休想得到大規模的地產發展權了，港人只好接受現金補貼作為交通費補貼的主要形式。

(轉載自2010年4月23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應補貼離島渡輪運作嗎？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5086.aspx

離島渡輪的6條航線的營業牌照將於明年三至七月間到期，由於虧損慘重，政府知道經營者很有可能無意競逐新標，亦看不到會有新公司敢於來作新嘗試；政府若不作新安排，離島居民將失去往返市區交通的途徑，屆時離島居民勢將把矛頭指向政府。

 

面對這種情勢，特區政府的建議是：以公帑為渡輪乘客承擔扣除通脹後五成票價的加幅，頭三年的補貼上限為1.2億元，相當於每名乘客每程補貼2.7元。

 

有立法會議員擔心，公帑補貼交通費的先例一開，其他經營者也會紛紛打公帑主意，納稅人將不勝負荷。然而，出現這樣局面的原因，正是議員們一向所作所為的結果。長期以來，香港的政客為了爭取離島居民的選票，一味要求渡輪的經營者增加班次，加快船速，卻不准增加票價，這完全違背了商業運作的原則，這樣的生意，哪有商業機構會有興趣經營。這個結局，社會上很多人早已看到，議員們自己不作自我檢討，卻反過來批評政府。我就看不到在議員們的民粹主義的要求下，政府若不動用公帑，還可以有甚麼別的選擇。

 

如果不是議員們對渡輪經營者的營運模式橫加干預，商業經營者自會有辦法去減少支出，增加收入，以扭轉虧損，讓渡輪服務可以持續下去。我只是一個普通商人，沒有經營渡輪的經驗，但也可以想到以下的辦法。

 

一．增加假日對旅遊人士的收費，以補貼離島居民。二．增加快船的收費，讓趕時間的人自行決定是否值得付出額外的代價去換取時間。三．讓經營者按乘客量調整班次的密度，在非繁忙時間減少班次，以降低成本。四．容許渡輪公司買廉價的二手舊船來經營等。

 

可惜，我們的議員卻空談服務質素，不講經營成本。他們覺得對假日遊客也要公平，要求收窄假日與平日的票價差距。他們又擔心這種收費會增加離島居民假日外出的開支，兼會阻嚇離島居民的親友於假日來探訪他們，故連假日增加收費也不贊成。他們又認為窮人一樣會趕時間，所以快船也不要加價，而慢船班次也要夠密，船要夠新。這樣，除了靠納稅人來補貼離島居民外，還有甚麼辦法？

 

本來，離島交通不方便，市民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搬去離島。現在交通費有政府補貼，等如離島居民口袋裡多了一筆錢，各種其他商業機構都會設法來謀這筆錢，離島的商品與服務會乘機加價。不過，如果交通方便的話，離島居民可以選擇在別的地方消費，所以離島商戶要加價並不容易。唯一有機會分取部分利益的是當地的地產商，因為離島居民可以在島外消費，卻不可不住在離島。結果政府的補貼轉手就落入地產商的手裡，政府宜藉此向離島的地產商徵附加稅。

(轉載自2010年4月22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告高盛只為立法開路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5070.aspx

格林斯潘主管聯儲局的年代，反對對金融機構進行太多的監管，認為這樣會妨礙金融系統運作的效率，導致美國在金融業上失去創新能力；他相信自由市場可以透過消費者的選擇令經營者自律，不致做出對消費者不利的事情。

 

然而，這只是一套完美的理論，現實世界遠比人類設想出來的理論複雜。自由市場雖然容許消費者對經營者有所選擇，但金融產品實在太過複雜，有些新產品可以複雜到行內人士也不能完全理解；不然，何解連英、德等先進國家的大銀行也會上當受騙？在這種情況下，怎能期望普通的消費者懂得選擇？

 

所謂CDO，其實是一種綑綁式的有抵押的債務證券，內裡有樓宇按揭、汽車貸款、甚至是信用卡欠帳等，經過信用評級，再經諾貝爾獎級的數學專家計算風險，扮成有穩定利息收入的債券出售。不少歐洲銀行，發覺在現實世界生意難做，不知如何派息給存戶，見買入CDO的利息收入足以派息給存戶，還有息差可賺，於是懶得在實體經濟裡找生意，而紛紛買入這類CDO，以致泥足深陷。

 

其實美國的金融機構，何只高盛，還有很多都有推出這類CDO產品。這類產品初推出時，被視作是金融業的創新發展，備受政府與輿論的鼓勵，原因是它可以把海外的積蓄引來美國，供美國人消費，即使總有一天會爆破，但美國人起碼已白白享受了很多年。這才是美國政府默許下的全球性騙局。高盛所做的，只是其中較離譜的案例罷了。

 

美國的金融機構在綑綁這類CDO的時候，本身已可以收息差與管理費，利潤非常可觀，但高盛還是不滿足。據美國證交會的指控，高盛竟串謀外邊的對沖基金，秘密把綑綁對象的選擇權交由對沖基金去做。結果這間對沖基金有涉嫌專揀一些下跌機會高的債券綑綁在一起，然後在市場上拋售賺大錢。

 

現在看來，美國證交會並沒有證據可以指控高盛在這個過程中收受了額外的利益，故只能指控高盛在銷售時未有披露有對沖基金參與選擇CDO的債券組合。這種指控頗為寬輕，只屬民事性質，不似是真的有意向美國的金融機構全面開刀。保爾森(前高盛高層)任財長時候，美國證交會曾極力主張調查高盛等投資銀行在金融海嘯中所扮演的角色，但為保爾森所阻。我相信，保爾森這樣做並非在於維護高盛的利益，而是在於維護美國的利益。金融是美國統領世界的重要工具，美國怎會自毁長城？

 

有資料顯示：金融機構的劣行，早在金融海嘯初期已經暴露，奧巴馬選擇在這個時候讓證交會出手，是因為他主催的金融改革法案受到共和黨的抵制，才不得不自暴家醜，以借助輿論向共和黨施壓。只要法案通過後，高盛不難與證交會取得和解協議。美國是不想讓外國抓到投行的痛腳，紛紛向美國金融機構索償的。

(轉載自2010年4月21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金融業改革不易為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5049.aspx

美國證交會控告高盛涉嫌詐騙，引起人們對金融改革的再度關注。金融海嘯源自金融行業的不當運作，但海嘯之後，政府不但沒有讓金融業自食其果，還動用公帑去挽救他們，使他們不致一一倒閉，讓這些貪得無厭的高層管理與操盤人員繼續可以支取巨額花紅，人們對此都感到非常氣憤。

 

因此，人們期望各國政府，尤其是美國政府，會對金融行業進行改革，以免投資者無辜受損。可惜事隔年半，金融改革卻只聞樓梯響，不見俏人來。

 

美國方面其實一直在草擬改革法案，但兩面不討好。保守派嫌政府干預過甚，參議院內41名共和黨議員揚言會全部一齊投反對票；而奧巴馬卻嫌法案對衍生產品監管不足，亦表示會運用總統權力否決法案。反映金融改革兩面不討好，左右兩方都有人強烈反對。在這種情況下，最有可能的結果，是法案長期沒法通過，金融業繼續以原有的方式，繼續為禍人間。

 

金融業的改革之所以會這麼困難，原因並非行內出了一批壞人，並由他們刻意創造出一批害人工具；而是社會本身存在著不平衡因素，這些客觀的因素無可避免地會滋生出問題，只是每次用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吧了。

 

衍生工具的出現，根本不是為了對沖，而是要為市場上的閒資提供更多的出路。資本主義社會由於分配不公平，有人積累過多，亦有人消費無力；以至實質經濟很容易產能過剩，投入新的資產不能增添回報。於是有閒錢的人只好交給投資銀行去想辦法。投資銀行眼見股市的P.E高、樓市租金低，買金又沒有利息收，唯有設計出各式各樣的衍生產品，供投資者作對賭，以滿足他們不斷賺錢的幻想。

 

投資者財不散，人不安樂，是他們自己不斷向投資銀行施壓，要他們拿出更好的投資方案，如果回報還是這麼低，他們就威脅會把錢交給更有辦法的金融機構去投資。

 

然而，現實是投資並不保證會有回報；即使銀行的存款利息，也是銀行為吸引存款賺取息差的預先承諾，我就不知道銀行憑甚麼可能以令自己的貸款一定本息回收？我只知道，純粹的投資，如果沒有人力的投入，根本不會自動增值。因此，只有在經濟興旺的時候，純粹的投資才能有一時的回報，一旦經濟出現周期性回落的時候，大部分這類投資都會被市場蒸發。現實只能如是，立法也不能有多大的轉變，投資者對金融改革不宜太多的幻想。

 

所以我覺得，金融制度所出現的種種不完善只是表像，本質上是任何純粹的投資都不可能有可靠的回報。立法愈嚴的結果，只會令金融界的投機者愈加高明，愈加專業，下次上當的人愈加多。

(轉載自2010)年4月20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你真的想人人平等嗎？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5027.aspx

自從香港開始有議會政治之後，爭取平等已成為政客爭取選民的主要手段。他們會羅列社會上種種不公平的地方，然後許諾選民，只要投他們一票，他們就會為選民爭取平等，不讓不公平的社會現象繼續存在。然而，他們所謂的不公平，有時只是一些無法避免的社會差異，譬如公屋的位置難有海景、經濟條件不足的家庭難送子女出外遊學、公立醫院提供的免費藥物及不上願意付出額外代價的病人等。這些都是社會資源不足的必然產物，誰人當政都沒法避免這種差異。

 

資本主義社會處理資源不足的方法，是利用價格機制來進行分配，讓付得起價格的人優先獲得稀有資源。這種機制雖然市儈，但已是人類目前所找到的最有效的方法，比交由黨委書記平均分配為更多人接受。社會能提供平等的競爭機會已屬不錯，很難要求競爭的成果也人人一樣。

 

我其實也不反對社會有一定的政策令競爭結果的差異也可以收窄一些。但現時香港政客所宣揚的那套理念卻是膚淺兼且行不通的。他們只是一窩蜂地引導社會的基層去仇視富裕階層，要求政府以行政手段去劫富濟貧，好讓社會可以平等一些。

 

這種理念其實與早期共產黨宣揚的那套差不多，不外是把有錢人的財產拿出來共了，平均分配給窮人，以達到毛澤東所說的「環球同此寒熱」。然而，共產的結果並未帶來共富，而是帶來共貧。人類曾經為實現這套理念而付出過慘痛的代價，真不明白香港人會重新為這套理念而著迷。

 

這套理念所借助的，是人類的劣根性——貪婪；自己沒有就想從有的人身上去分取，想分取別人的，而不是分給別人。這種想法只會挑起社會更多的紛爭，帶來社會的動亂，最後受苦的還是社會的基層。

 

人類的文明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全球貧富的差異遠比香港貧富的差異大。如果真的要「環球同此寒熱」，做到真的人人平等，那香港人絕對屬於要分出去給別人的一批。

 

香港人消耗的能源、食水、肉類、奢侈品等，都在世界人均水平以上。如果我們真的想做到人人平等的話，那就意味著香港人的生活水平都得大幅下降，不但香港的富人要下降，連香港的窮人也得下降。

 

如果我們想要的，不只是競爭機會上的平等，連結果也要公平的話，那我們怎可以拒絕與世上其他人一起平等？難道他們不是人嗎？為何一牽涉到自身的利益，我們就想為平等的落實局限在某個範圍之內？可見很多倡導平等理念的人，心目中所想的只是分取別人的利益，而非真的篤信這個信念。我真懷疑，帶著這樣不純的動機，人類社會果真能因而公平起來？

(轉載自2010年4月19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如何彌補天生不公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4992.aspx

昨文談及爭取平等的問題，覺得社會應讓每個成員都有一個平等的競爭機會，而不是追求人人都有一個平等的結果。因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態度，他們對工作投入的程度各有不同，對社會作出的貢獻自然會有差異。如果社會讓他們獲得同一樣的報酬，可以過同一樣的生活水準，那努力工作的人就會覺得氣餒，覺得社會對他們不公平。因此，我們不應盲目追求結果上的一致，即使在社會整體走向一致的時候，人們的富裕程度也會有差異，只要這種差異不要過分懸殊就是了。

 

不過，要人人都有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並不容易。因為，即使我們可以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會上不會有人有特權，亦不會有人受歧視；但我們也解決不了天生的不公平問題。

 

人天生的體能與智力都有差異，有些人甚至天生有殘障，要天生有差異的人在同一個競技場上競爭，怎說得上公平？譬如要一個羽量級的拳手與重量級的拳手較量，結果可想而知，過程也不會公平。然而，社會不能把成員分成不同的級別，分開進行競爭，以不同的準則進行評比。因此，所謂人人都應有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有時候也會變成一句空話。

 

競爭社會應否做一些事情去彌補這些天生因素上的差異？社會上常有不同的意見。一些相對冷血的人，會認為天生的差異是天意，只能認命，不能要求其他人減少他們贏得的補償這些不幸者，讓他們聽天由命好了。但亦有人充滿同情心，覺得社會應該劫富濟貧，用社會的整體資源去協助這些天生的不幸者，既然他們在競爭時已經不公平，就只能在結果方面補償給他們，好讓他們的生活不至於與社會脫節。

 

有些維護殘障人士權益的人，覺得只是派錢或分資源給殘障人士不好，應為他們創造條件，好讓他們與其他人一起學習，一起工作。但這樣的成本會比直接資助他們更大。譬如，如果要在所有的公共設施加設輪椅通道和盲人輔助線，加裝費會十分巨大。這些改裝佔地多，使用率少，經濟上並不划算。社會富裕的時候，或許可以多做一些，社會資源不足的時候，可能抽調部分資源平分給基層，得益者會更多。

 

因此，對天生的不幸者能有多少援助，應視乎社會的整體實力，不能以一句「殘障人士也要公平的競爭機會」，就要社會遷就少數人的需要而花費大量資源。這只會造成厚此薄彼，對其他基層成員不公平。

 

此外，對天生不幸者的支援，不能單靠政府徵稅作重新分配；還得靠社會上先富起來的人伸出同情之手。如果他們肯把自己一生也用不完的錢拿來回饋社會，社會矛盾當不至於這麼激烈。

(轉載自2010年4月16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保留差異還是爭取平等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4971.aspx

近日常與朋友討論香港的住屋問題，發覺討論下去，最終都會回到一個根本性的取態，就是我們想我們的社會保留人與人之間的差異，還是想爭取人人平均。如果是支持人人平均的，就會嚮往行新加坡的路，由政府興建廉價的居屋，大部分人都住在條件差不多的公屋裡。如果覺得社會應保留差異的，就會覺得香港現時的情況更合理，有競爭能力的，可獲分配更多的資源，有人可以住淺水灣別墅，有人只可住天水圍公屋。有這種差異，才能發揮人的潛力，以為自己爭取更好的 生活。

 

我年輕的時候，亦傾向平等，認為這是社會公義不可或缺的部分。當時，我的思想比較單純，還分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機會上的平等，還是連結果也要平等，而是簡化為一律平均。所以我當時非常嚮往社會主義。

 

我年輕的時候，曾經在馬路上見過棄嬰沒人援手，我沒法接受社會可以任由新生命就此死去。我亦見過黑勢力橫行，善良小市民備受欺凌，生命財產皆沒有保障，但警察卻因受賄而袖手旁觀。當時社會的不公平程度，的確令人難以接受。所以我視公平為社會最值得爭取的公義。

 

後來，我日漸發覺，以絕對公平作為一切施政準則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失去動力，人民的生活質素長期沒法提升。結果人民用腳投票，紛紛逃往不公平的資本主義社會生活。我開始發覺，如果我們強求最終結果上的公平，那就等於忽視努力過程中的差異，實質上是對付出更大努力的人不公平。結果大家都向懶人看齊，以免自己吃虧。這樣的社會只會倒退，不會發展。

 

因此，我覺得社會應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平台，而不強求競爭會得到同一樣的結果。在法律面前應該人人平等，但不用人人拿同一樣的工資，住同一樣的房屋。讓努力的差異可以在成果上得以反映，這並不代表社會不公平。這種結果上的差異，反可刺激人們在生活上自強不息，令個人的潛力得到更大的發揮，令社會可以進步得更快。

 

不過，香港社會貧富的差距愈來愈大，擁有資產的人，在競爭上常處於一個更大的優勢。擁有物業的人，經濟一復甦，物業價格就很快跟著上升；但沒有物業的人，可能要等工資上升，才有機會分一杯羹，這可能要一兩年後才會發生。

 

從這個角度去看，努力工作所產生的差異可能不如擁有資產可產生的差異大，對努力工作的人不公平。但支持資本主義制度的人卻認為，擁有資產的人之前曾付出過更大的努力，他們省吃儉用才成為業主，這也應一併去計。

 

不過，現時亦有人覺得，這麼辛苦去買一個蝸居，一世做房奴，並不值得。但這種遊戲規則香港已玩了這麼多年，已不容易話改就改。

(轉載自2010年4月15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你喜歡新加坡式生活嗎？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4955.aspx

如果單從居住環境著眼，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嚮往新加坡式的生活。新加坡人不用為蝸居而煩惱，八成家庭都獲得政府照顧，可以用強積金買政府興建的公屋，平均面積約有1,000方呎，在香港已可稱作豪宅。

 

然而，這樣做不是沒有代價的。除了要交更多的稅與強積金外，最要命的是要接受一個甚麼都管的大政府。新加坡政府在物質生活上把人民照顧得很好，但在生活自由度上卻把人民管得十分嚴，香港人不一定習慣。

 

去過新加坡旅遊的人，第一個印象是新加坡十分整潔。因為新加坡政府判斷人民(包括遊客)是會亂吐香口膠的，所以不許香口膠入口。在新加坡嚼香口膠是犯法的。新加坡人也不會亂貼街招。即使街招的內容不含政治性，破壞市容也足以招至被重罰。曾有美國遊客在新加坡街上塗鴉，結果被判笞刑(用藤條打屁股，可以打到皮開肉爛，打後當然印象深刻，不過不太人道，文明國家已棄用)。由於這個遊客尚未成年，美國政府曾出面替他求情，但新加坡政府卻堅持外國不容干涉新加坡的司法獨立，白屁股一樣照打可也。此事成為國際新聞，有很強的「教育」意義，對新加坡保持市容整潔極有幫助。不知香港人是否希望政府笞刑侍候？以改掉某些香港人的不良習慣。

 

新加坡政府視自己為父母官，人民則是不太懂事的孩子，不但為人民安排住宿、協助人民改變不良習慣，還要安排人民如何結婚生仔。政府會安排學歷高的適婚男女「相睇」，鼓勵他們多生孩子，以提升新加坡人的質素。不過，這些安排成效並不明顯，不知道將來會否有人提議﹔不如學柏拉圖的理想國那樣。由政府安排配種，生出來的孩子交政府教養，成效當可提高。

 

新加坡政府又怕人民不懂得投資，故成立由政府打理的投資基金，拿人民的強積金去投資。政府揸主意，人民沒法過問。香港人則喜歡自己「落場玩」，儘管屢敗屢戰，亦樂在其中。

 

新加坡領袖有時亦會覺得新加坡人的創意與冒險精神都不及香港人高。原因很簡單，香港人沒有政府照顧得那般週到，沒有辦法只好靠冒險與發揮創意去各自找生活，但新加坡政府卻要求人民聽教聽話，好讓政府為他們安排一個更穩妥的未來。

 

不過，近年香港人的心態也在改變，要求政府全方位照顧人民生活的呼聲愈來愈多。事事向政府問責的結果，必然是促使政府的架構變得愈來愈大，納稅人的負擔亦會日益加重，香港的發展將會偏向社會主義。這是否多數香港人想走的路線？傳媒在標榜新加坡的優點時，宜仔細想清楚。住在鳥籠裡，雖不愁吃，但沒法高飛。

(轉載自2010)年4月14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香港可否學新加坡 由政府大量建居屋?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4936.aspx

住屋問題近日又成了社會極為關注的問題，已不只一次被人問及：為甚麼香港政府不可以學新加坡那樣，由政府大量興建房屋，以一個低廉的、市民負擔得起的價錢賣給市民？這樣，人民對政府的怨言一定會減少。

 

1965年新加坡獨立的時候，有40%人口是住在貧民窟之中；現在，85%的人口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其餘的則住在環境更好的私屋。新加坡的公屋不是出租的，而是可以預提強積金去買的。新加坡的公屋可不像香港的公屋那麼細間，小的也有700呎，大的有1500呎，售價比香港的居屋還要便宜。

 

新加坡的面積比香港小得多，人均生產值則差不多，新加坡政府做得到的事，沒理由特區政府做不到！

 

單從經濟能力上看，香港當然也做得到。建築費不貴，貴的是地價；香港的土地都在政府的手裡，地價訂便宜一些，政府最多收入少一些，不需要付出，靠售價去收回建築費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

 

當大部分人的住屋問題得到解決之後，人們在房屋上的開支就可以減少，可以自行分配的資金就會增加，零售業、飲食業、娛樂業等為本地需求服務的行業，都會因而興旺起來，基層的工作崗位就會增加，基層的失業問題也可以得到紓緩。於老闆階層而言，當人們的住屋負擔減少後，僱員要求加薪的壓力也會減少，社會資源可以調用在更有建設性的地方。

 

如果香港政府現時公布會學新加坡那樣做，雖然一下子建不了這麼多的大型居屋，但起碼可以讓人民有希望。再者，為了完成這個目標，未來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裡，政府都要大興土木，整體經濟也可以因而興旺起來。

 

不過，如果香港真是決定這樣做的話，這將意味香港得放棄一向以來的大市場小政府政策，香港人不再寄望透過自我奮鬥去追求幸福，而是全面等待政府的照顧，這可不是香港人的理想目標。人們會擔心，當政府主控的範圍愈來愈大的時候，個人的自主空間會變得愈來愈小。香港並非人人都嚮往新加坡式的生活。

 

此外，即使我們可以不理地產商的死活，任由私人物業發展的規模大幅萎縮；但我們不可以不理小業主的財富可能因而大量被蒸發，以及由此所衍生出來的社會問題。

 

香港的中產階層大部分都住在五六百呎的私人小單位裡，如果政府向市民提供的公屋，面積比私屋還要大，環境比私屋還要好，他們手上的小單位將失去轉售能力，他們手上積累起來的財富就會付諸流水，欠銀行錢的甚至會變成負資產。學新加坡的結果可能未見其利先見其害。香港有六成人住在自置的單位裡，他們都會成了學新加坡的受害者。未有妥善安排之前，香港不可輕言學新加坡。

(轉載自2010年4月13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政府應怎樣面對樓價上升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4912.aspx

可能因為吃過「八萬五」政策的苦頭，特區政府在房地產政策上變得有如驚弓之鳥，顯得非常保守；生怕一有甚麼行差踏錯，樓市就會掉頭回落，負資產的問題又會重現，社會可能又得面對通縮之苦。

 

我覺得這種擔憂有點過慮，因為在現時環境下，香港的樓價可謂易升難跌，政府要擔心的是用盡種種措施都沒法令樓市降溫，根本不用擔心樓市會在現階段崩圍。

 

不過，若是現階段沒法把樓市的升勢拖慢，再升上去那就真的有機會位高勢危；升得愈高，將來跌下來的時候，一定傷得愈重。因此，特區政府應該及早出手為樓市降溫，而不是待泡沫吹得過大時，才出重招。

 

現時出招，雖不一定有效，但政府仍需要擺出一種姿態，以顯示政府也急市民所急，並且出手時絕不手軟。否則，政客一定會攻擊政府心中只有地產商的利益，卻不肯為市民置業的需要著想。

 

市民不明白，為何明知土地供應不足，政府仍死抱著勾地政策不放？為何政府不可以主動把勾地表內的土地推出來拍賣，非要等地產商來勾不可？要地價下調並不難，如果政府肯一口氣拿十塊八塊土地出來拍賣，地產商就一定不會爭得那麼激烈。第一塊買不到不要緊，還可以等第二塊，第三塊；可能賣到最後一幅時，競爭的人已不多，更有機會買到平地。我相信，屆時地產商出價一定不會像過去那麼勇，麵粉貴過麵包的情況，很快就可以改變。

 

當地價開始下調後，市民就會預期未來的樓價也會跟著下調。當大家預期未來的落成量會增加的時候，就不會三更半夜也肯排隊買樓花。現時消費者之所以肯強忍地產商的不合理操弄，是因為選擇不足。若果地產商手上有眾多新盤等著要開的時候，地產商豈敢不善待消費者？屆時，不用政府監管，地產商之間為了搶客，亦會主動研究顧客的需要，各出奇謀去令顧客感到滿意了。

 

此外，當地產商各自都買到地去發展的時候，他們就得向銀行貸款；銀行把錢借給地產商之後，資金就多了一條出路，不用急不及待地把錢借給小買家，樓按的利息就不會搶得那麼低了。現時，政府雖三番四次勸喻銀行在樓按問題上謹慎一些，但銀行卻礙於資金乏出路，非搶樓按生意不可。增加賣地有助銀行的資金有多點出路。

 

要達到這種效果，政府不但要收回賣地的主導權，而且要勇於矯枉過正；不再是每次拍賣時只賣兩、三幅地，而是一次過賣十幅八幅。這樣市場才會感受到政府的決心，無論是地產商還是小買家，都不得不因此重新檢討自己原先的策略，市場才會出現明顯的轉變。特區政府已四面楚歌，非出重手不足以令人耳目一新。

(轉載自2010年4月12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現實有別理應如是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4879.aspx

有時，當我勸朋友不要輕率賣掉自住的房子轉為租樓時，他會用一種懷疑的眼光望著我，問我是否為了自身的利益，想市場供應不足，好讓樓價可以升得更快。

 

現實的情況是︰做地產代理的，現在最需要的是有人肯賣樓，因為現在市場上買家遠比賣家多，我的同事每天都在找肯賣樓的人，我如果是為了生意上的利益，應叫業主賣樓，而不是不要輕率賣樓。

 

我在本欄勸讀者不要輕率賣樓，是有感於現時把樓賣掉風險很大，很有可能樓價還會持續上升，屆時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才能重新成為自住樓宇的擁有者。

 

我持這樣的看法，並非因為我想樓價能夠升得更高一些。早在05年，我已經建議政府增加土地供應，防止樓價因供應不足而升勢失控。從社會整體利益的角度來看，我是不想樓價的升幅過大，以至與經濟增長以及與人們的入息增加脫節的。

 

可惜，現實的發展往往與人的主觀願望不一致。理應如是並不等同現實也會如是。當個人無法改變現實時，唯有設法去認清現實、適應現實。

 

我認識一些政客，他們每天都在罵地產商，都在埋怨樓價已經升得太高，但他們一樣會在樓價偏高的時候買樓。他們勸別人租樓，不要買樓，抵制地產商，但自己卻死抓住自己擁有的單位，不肯賣出去。

 

我一點也不責怪他們，因為我們在考慮社會政策與考慮個人的生活安排時，不可能採用同一樣的定位、同一樣的態度。政客一樣是人，一樣有生活的現實要面對。我們不能要求所有認為樓價偏高的人，都以身作則，把自己手上的樓宇賣掉。

 

此之所以，我雖然覺得最近樓價實在升得太快，仍然叫人不要賣樓。我在這個市場工作了這麼多年，我十分清楚市場是不理性的，所謂理應如此，只是人的認知有限的結果。人往往先有主觀願望，然後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把自己的願望變成理應如是。

 

無疑，香港的樓價已經太高，如果能夠回落一點，的確可以降低社會的怨氣，讓未有樓的人可以更容易居者有其屋，讓營商者可以降低經營成本，讓工資水平更有空間可以向上調整。這些都是我們站在社會的角度所樂於見到的。

 

然而，影響樓價走勢的，還有很多客觀因素，這些因素卻不是我們一下子可以改變的。譬如土地供應不足已導至未來三年的樓宇供應沒法增加，利息偏低令供樓比租樓更著數，內地來港的投資者依然源源不絕，加上升勢已經形成，不升至極端，不會回頭。在這種現實環境下，我怎敢叫人賣樓？

(轉載自2010年4月9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莫輕率賣樓轉租樓

http://hk.centanet.com/icms/article-tc-230-24862.aspx

近期樓價急升，手上有樓的人，大部分都處於有利可圖的狀態。有些人心裡一定會有這樣的想法，要不要趁樓價高的時候，先行賣樓套現，暫且租樓住，待樓價回落之後，才再買樓，屆時就可以買大一點、買好一點，提升自己的居住環境。

 

這個如意算盤如果能打得響，當然不錯。不過，要實行起來極高難度，極高風險。如果我只有一層樓，而且是用作自住的話，我一定不會貪一時之利去冒這樣的風險。

 

不排除有人因為時機掌握得好，而不斷獲利，甚至逐步變了職業炒家。但我亦見過一些朋友，在賣出自住的單位後，樓價卻沒有如他預期那樣回落，反而一升再升，令他處於一個兩難的位置。因為若是他入市去追，所能買到的單位會比前更小更差，他心裡不甘心；若是他選擇再等一段時間才算，樓價有機會升得比現時更高，屆時要重新入市，可能比今日更困難。

 

我認為，投資性的物業才可以拿來賣出買入，用作自住的物業，則不宜輕率地買賣。因為，若是在投資上作錯了決定，最多只是招致金錢上的損失，但若是在自住單位的買賣作錯了決定，那就足以影響生活，實在犯不著。

 

一個人能住在一間已有溢價的房屋裡，可視作是一種福份；總好過居住單位的價值仍處於市價邊緣，以致心情常受市價波動的威脅，擔心會變成負資產。因此，我喜歡持有已有溢價的自住單位，以享這種安泰的心境，不會輕率地把它套現。

 

我從1976年開始，從事地產行業，前後已35年。在這段時期裡，樓價升的日子遠比跌的多。82至84年，因中英為香港前途的爭拗而跌了3年；87年10月因全球股災，跌了半年；89年因六四事件，又跌了半年；97至03年，因八萬五建屋計劃，跌的日子比較長，前後跌了6年。全部加起來，亦不過10年。35年裡，跌市的日子只有10年，不足三分之一。可見賣樓時作錯決定的機會遠比買樓時多。因此，把自住的樓宇賣掉，租住一個時期，待樓價回落時再買回的如意算盤，大部分時候都打不響。

 

有人或者會覺得，他絕不會經常作這類嘗試，而是在樓價偏高的時候，才這樣做。現時人人都在搶着買樓，所以他選擇反潮流，與羊群對著幹。

 

我不敢說他們的選擇一定錯，但我自己就不敢這樣去博。因為樓價是否偏高，很難說得準。92年底，彭定康就覺得樓價偏高，推出了一系列遏抑樓市的措施去壓市；但之後樓價還是再升了5年。如果當年把自住的樓宇賣掉，即使等到八萬五政策推出後，樓價也沒有回落至當年水平。因此，我不敢隨便去玩這種遊戲。

(轉載自2010年4月8日am730C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