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觀點 : 誰最不想金價上升

http://hk.centanet.com/home/ArticleHandler.aspx?id=47459

美國聯邦儲備局的主要功能是因應經濟的情況去調控貨幣供應。金融海嘯之後，美國經濟疲憊不興，為了避免出現通縮，令經濟進入負面的連鎖反應，美國聯儲局被迫採取量化寬鬆措施，自行買國債與按揭債券，以增加貨幣供應，並同時遏抑利率上升，希望藉此刺激經濟恢復動力。

然而，聯儲局在這樣做的時候，無可避免會引致人們對美國貨幣系統的擔憂。在經濟增長緩慢的時候(個別時段曾出現負增長)，還去增加貨幣供應，其結果必然是貨幣的購買力減弱，令資產價格上升。因為經濟增長慢的時候，新增的財富亦增長緩慢，如果這個時候貨幣供應增加，同樣份額的貨幣能買到的財富必會減少。

此之所以，聯儲局在推出QE1與QE2之後，資產價格，尤其是金價，都急劇上升。如果讓這種情況進一步惡化，就可能會動搖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沒法再收鑄幣紅利，這樣美國就得不償失。因此，美國在量化寬鬆的同時，必須設法維持世人對美元的信心。

這本是高難度動作，但事件顯示，美國在這方面非常成功，美國是怎樣做到的，我不知道，但事情確在朝對美國有利的方向發展。

國際貨幣中，唯一略有條件與美元競爭的是歐元與日圓。現在歐元已被歐債危機拖累，而日圓亦在美國的默許下正大幅貶值，世人唯有以美元作避難所。此之所以，美債的利息這麼低仍有人捧場。

在歐元與日圓的相對吸引力漸失之後，最後威脅美元地位的應是金價。因為金價上升，會提醒人們美元的購買力正在下跌，所以美國有需要制止投資者對黃金的偏好。

但現實是：在金融海嘯後，各國的央行都轉而增加黃金儲備，德國更將一直存放在美國的黃金儲備搬回德國，而民間的買實金熱潮亦在不斷蔓延，以至實金常賣至斷貨，買家常需要付較高的溢價。比較容易買到的是黃金ETF與銀行的簿仔金。

在這種大環境下，美國還要推QE3，對金價本應是火上加油的，但市場卻偏在這時逆轉，有跡象顯示：今次金價崩盤，背後有推手。去年9月中，聯儲局宣布推QE3之後，有人在紐約期貨市場積累淡倉，以阻金價升幅，至今年1月尾，聯儲局議息時放出有機會退市的消息，淡友就突然猛增淡倉，全面向市場施壓。至4月12日，市場終支持不住淡友的衝擊，好友兵敗如山倒，熊市重臨的說法開始有人相信。

然而，紐約期交所的金庫存量，自QE3公布後急劇下滑，表示有人沽期金的同時，亦有人在合約到期時收實金，以至總庫存量由1,150萬安士水平跌至870萬安士水平。今次金價大跌，看來只是引來炒家混水摸魚，但民間對黃金的偏好以及對美元的系統的擔憂卻未完全改變。長此下去，美元只可能餘下流通功能，但不一定可以完全保得住儲備功能。

(轉載自2013年4月30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金市炒家更有智慧嗎？

http://hk.centanet.com/home/ArticleHandler.aspx?id=47433

金價暴跌後，民間掀起一股搶購實金的熱潮；不但內地人如是，印度及一些經濟增長快的東南亞國家的人民也如是，顯示民間對紙印的貨幣依然信心不足，在各國都QE不停的大環境下，為了保險，仍傾向將部分紙幣換作實金。

然而，亦有一些資深分析員表示：近期民間的表現是熊市初段的典型現象──醒目的投機者已察覺前景不妙，大量派貨；但普通的小市民卻看不到危機，只看到曾經出現過的高價，誤以為現時已很抵買，所以紛紛出來接貨。可惜低處未算低，市場可一跌再跌，跌過沒完沒了。以1973年的香港股市狂潮為例。恒指最高時達1,700點，跌破1,000點時，已跌了四成(比現時金價從高位跌三成還跌得多)，有人覺得抵買入市，結果恒指可一跌再跌，最後跌到150點。跌破1,000點入市的，可以再輸八成半，以後都不容易翻身。

那麼，今次是否民間又錯，而是炒家更高明呢？

在美國QE3之後，金價曾上衝至1,800美元一安士水平，但隨後卻沒法突出上次的1,900元一安士的高位，只能在1,700美元水平徘徊。如果炒家在這個時候就沽貨(在期貨市場上，炒家沒有持貨也可以沽，之後補回就是)，當然醒目。即使等金價跌破1,520元支持位時才沽都未遲，亦一樣大有斬獲，而且可以坐直通車，花的時間更少，中途不用吃「驚風散」，應屬更懂得投機之道。

黃金淡友之所以敢在這個時候大舉出擊，既有技術性因素，亦有基本性因素。兩者一齊出現，當然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從技術性而言，QE3都沒有令金價創新高，顯示好友手上的資金已消耗得七七八八。起碼金價去到1,800元水平，連好友也不敢加碼。當時，大部分金礦股都表現不濟，未能跟隨金價一齊上升。顯示真正的行內人士已對前景不敢樂觀。

從基本因素而言，美國的經濟已略有起色，經濟有正增長，失業率開始回落，樓價見底回升，消費意欲亦開始改善；雖然，2012年，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仍達1.2萬億美元，但起碼比2009年高峰期的1.4萬億美元已有所改善。在這種大環境下，市場上已不斷有消息說聯儲局已開始考慮退市。事實上伯南克已公開表示：只要通脹升至2.5%以上或失業率跌至6.5%以下，聯儲局就會加息。

因此，市場上現時熱炒的消息是聯儲局何時退市，而不是何時進一步加QE。市場預期美國債務問題即使不能很快解決，但起碼不會惡化。炒家會認為在這種環境下很難再靠造好賺錢；既然炒不上，他們就掉轉槍頭炒下。不過，炒家從來不會有一貫的看法，難保他們遲些時發現造淡已難見功，又會掉過來造好。

(轉載自2013年4月29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為何炒家沽金民間搶？

http://hk.centanet.com/home/ArticleHandler.aspx?id=47402

自4月12日黃金價格在國際市場上大幅下跌後，香港的內地遊客卻無懼金價可能已進入熊市的風險，把香港可供出售的實金搶購一空。據市場人士說：單是這兩個禮拜，在香港賣出的實金就達300噸，約佔全球黃金年產量的10%。

現時，不但做零售的金飾店賣到沒有貨，連金銀貿易場的批發商也賣到清倉，不得不趕緊向瑞士等海外地方訂貨。有些商號連報價也不想報，因為他們自己也沒弄清楚市場出了甚麼事；為甚麼那邊廂國際炒家不問價地狂沽？但這邊廂內地的民眾卻拚命搶購？究竟是誰對誰錯？

據香港的零售商說，近日在門市買金的，不但是內地遊客，還包括本地市民，而且老中青都有。這種現象幾十年都未出現過。

其實，加入搶購行列的，不只是香港人與內地人，在印度與日本都有類似的情況。反映社會上潛藏著很多不要鈔票要黃金的人。早前可能金價升得太快，他們來不及跟進，現在難得金價又回落至他們走失機會的價位，所以急急補倉。

很明顯，現時搶購實金的都不是炒家，而是買入後不會輕易賣出的收藏者。如果是買來炒的，期貨市場任你買，買ETF或簿仔金都有供應，何必要訂貨買實金，40天之後要再來取貨﹖

今次期貨市場金價下跌的觸發點，是塞浦路斯因金融危機可能要沽出手上的黃金儲備。這個消息可能是謠言，炒家只是借題發揮，製造恐慌罷了；但普通人對塞浦路斯問題可能有完全不一樣的解讀。

塞浦路斯問題令普通人驚覺，原來存錢在銀行並不安全，隨時會被政府凍結，不得提款，還得接受剃羊毛，而且可能要剃完又剃，毫無保障。所以，他們趁銀行還容許提款的時候，把錢提出來去買黃金。

不過，買了黃金的人最好小心一點，不要把黃金藏在有人知道的地方。因為歷史上，很多國家都出現過政府不許人民藏金，不許黃金買賣的情況。經常自認是最自由，私產最受保障的美國，就曾在1933至1975年間，限制人民擁有黃金。一旦讓政府知道你有黃金，政府就可以印鈔票，用官價逼你賣金給他。不合作的會被抓去坐牢。

這種做法明顯違背美國的憲法精神，但只要政府認為國家處於非常時期，就可以說服議員齊齊立法違憲。所以，關鍵是現時是否處於非常時期，有沒有機會給政府找到藉口再度向人民開刀。

其實，金融海嘯之後，全世界都進入了非常時期。各國政府大搞QE，買問題資產，入股私人企業，攤薄人民的財產。這種非常狀況若不改善，一定會有更多的人選擇不要鈔票要黃金。

(轉載自2013年4月26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第二權利的後遺症

http://hk.centanet.com/home/ArticleHandler.aspx?id=47374

前文已指出：羅斯福講第二權利時，表面上是講個人權利，實質上是要社會負責。人民from cradle to grave (從搖籃到墳墓)，都有種種的權利，政府的開支必然大增。

政府要增加開支，唯有徵稅。向誰徵稅？當然是向富人。富人是國民的一分子，當然有責任交稅。問題是要富人交更高的稅率，並不一定人人都肯接受。法國明星大鼻子情聖就為此不惜放棄了自己的國籍。

香港的情況好一點，收入少的人有免稅額，而沒有免稅得益的人，就一律都只需交15%的標準稅。有錢人在金額上雖然要交多一點，但比例上並沒有交得更多。所以香港人大都願意交稅，很少逃稅。

不過，近年有政客開始鼓吹引入累進稅，主張向高收入的人分級徵收更高的稅率。我個人並不介意，但擔心非人人都這樣想。結果，累進的程度愈高，避稅的情況就愈嚴重。政府的收入可能因加得減。

這個道理不難明白，惟人在社會上的行為，往往受制於自己所處的位置。從事社會工作的人，會下意識地傾向要求政府增加福利開支。這樣既可以濟世助人，又可以令自己的職途有更好的發展空間。相反，若然政府削減這方面的開支，他們就得面對裁員減薪的威脅。此之所以，大部分國家的福利開支都易增難減。美國在金融海嘯之後，總統奧巴馬(圖)仍要增加醫療開支，把責任推給下一代。

有了第二權利法之後，人們的權利意識提高，未有意識到的，也會有社工提醒他們，協助他們去申請援助。從前獲得社會照顧的人會感恩，會設法盡快自力更生。但現在很多人都覺得是自己應得的，拿得理所當然。有人借了政府的錢讀大學，還埋怨政府要收利息，最好連本也不用還。這樣的意見，社會上竟也有不少人認同。相反，我這類質疑福利政策的意見，很容易就會被人圍攻。以至敢於在這方面表達異議的人已愈來愈少。

第二權利法被普遍接受後，社會服務的範圍愈來愈大，需要的社工亦愈來愈多。由於社會服務的資源都是來自政府，政府間接成了社工界的共同僱主，社工的利益因而較為一致，而且都容易受政府影響。這會促使社工組織起來，以集體的力量向政府施壓，令政府的政策盡量向他們傾斜。社工亦因而成了社會上一股不可輕視的政治力量。

在這股力量的積極推動下，各國政府撥給社會福利的開支已愈來愈多，但仍沒法達到第二權利法所訂下的標準。如果不放棄這套標準，就得再加資源；但如果再加資源的話，社會就可能破產。美國有右派主張修憲，廢除第二權利法案，以免社會福利開支繼續膨脹下去。相信他們的圖謀不易成功，但懷疑第二權利法可行性的人，看來仍在增加之中。

(轉載自2013年4月25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第二權利的社會主義本質

http://hk.centanet.com/home/ArticleHandler.aspx?id=47354

昨文羅列了羅斯福總統提出的第二權利法案的主要內容，其中大部分已被國際社會接受，並被視為基本人權。香港的社福界與部分左翼學者經常掛在口邊的，所謂人人都應該有的工作權、住屋權、醫療權、受教育權等，其源起都是來自第二權利法案。

羅斯福總統是美國唯一能夠連任四屆的總統。他能夠屢選屢勝，就是因為他許下人民最豐盛的「免費午餐」，由人一出世至退休，一切都可以無憂，叫選民怎可能還有他選？

對普通人來說，他的承許原先並非與生俱來既有的，而是努力經營也不是必然可獲得的，突然經總統一說，竟然變成作為美國人(現在已變成作為世人)就可以有的entitlement，當然舉腳贊成。

然而，按美國立國的基督教精神而言，這卻違背了神的旨意。上帝曾對人類的始祖阿當說：「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裏得吃的。」現在卻可以借助第一權利，變成不同自食其力了。上天本來只會幫自助者，現在不自助的人也有社會幫，國家幫，這只會大大削弱人類自力更生的原動力。當整個社會動力不足的時候，人類的生活又憑甚麼得以改善？難道大聲叫叫人權口號，搞多幾場遊行示威，人類的生活就會好起來？

第二權利法所羅列的，根本不是人人本來就該有的「right」，而是經濟發展後才會出現的「benefits」。經濟發展得不好的地方，即使立法予人民第二權利，人民也難以享受得到。提前的許諾，只會令人誤以為可以不勞而獲，經濟因而沒法發展，人民得這些「權利」的機會就更加遙遙無期。

即使是一些經濟原先已發展得比較好的地方，實施第二權利法也會產生負面效果。因為，社會要讓所有成員都享有這麼多的好處──有足夠的收入維持豐衣足食，有醫療保障，有良好的教育，晚年無憂等，是有成本的。如果有人可以不用付出而得到這些「benefits」，無可避免會增加肯努力工作的人的負擔。政府的做法就是向有生產能力的人徵稅，實質上就是利用政府的權力，奪走個別人士的努力成果。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不努力的人也可以分享利益，而努力的人反而要被搶奪(徵稅)，自然會有愈來愈多的人選擇做社會的依賴者，愈來愈少的人選擇做社會的貢獻者。一個社會這樣發展下去，其產出只會愈來愈少，即使法例予所有人都有分享的權利，也沒有多少產出可以拿出來分享，社會的整體生活質素必然下降。

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動力比社會主義強的一個基本原因，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主張個人奮鬥，而社會主義則強調社會保障。羅斯福總統表面上在講個人權利，實質上偷偷地引入了社會責任。政府為了落實這些社會責任，予人民各式各樣的社會保障，就得要求人民賦予更多的權力；而人民的自主空間就會愈來愈少，沒法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只好依靠偉大領袖為人民謀幸福，齊齊行社會主義道路。

(轉載自2013年4月24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第二權利需經濟基礎

http://hk.centanet.com/home/ArticleHandler.aspx?id=47257

葵涌碼頭工潮，促使我重新思考美國羅斯福總統(圖)提出的第二權利法。我發覺羅斯福總統，不但誤導了美國人民，而且害苦了整個世界。因為，他所提出的第二權利已被普世接受，認為是所有人，不管地位、種族與信仰，都應該擁有的權利。然而，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權利，大都是與經濟利益有關的。若然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尚未達到一定的水平，所有他提出來的權利，都只是空話，沒法靠立法提供。若然透過政治運動去爭取這類權利，不但徒勞無功，而且還會激發社會衝突。政府若是透過舉債而勉強為之，只會禍延後代。

羅斯福總統在1944年的國情咨文中是這樣說的：In our day these certain economic truths have become accepted as self-evident.現實是他隨後所列出的人人應有的經濟權利，在他那個年代(1944年)根本未成為economic truth，又何來會被accepted，並且還被視作不言而喻的？

他認為：人人都應有The right to a useful and remunerative job。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未必人人都有job，即使有，也不一定useful與remunerative (有好報酬的)。

他認為：人人都應有The right to earn enough to provide adequate food and clothing and recreation.但在經濟落後的地區，如果產出低，大都分人都沒法豐衣足食，遑論有恰當的文娛生活。

他認為：人人都應有The right of every farmer to raise and sell his products at a return which will give him and his family a decent living.但上天給人幾年好年之後，就跟着會有凶年。一旦遇到天災，農民又何來decent living(體面的生活)？

他認為：每個家庭都有權有一個decent home.不過，香港的政客不只認為家庭要有樓，連單身青年也該有樓。年輕人未賺到錢，就要政府為他們提供一個decent home，未知該由誰來付鈔？

他認為，人人都應有The right to adequate medical care and the opportunity to achieve and enjoy good health.問題是新藥與新技術層出不窮，而新的東西在開始時，往往罕有且昂貴，怎可能人人都有相同的權利？還不是有錢人優先！

他認為：人人都應有The right to adequate protection from the economic fears of old age, sickness, accident and unemployment.其實，對老年、疾病、意外，與失業時的經濟恐懼，乃人們發奮工作的原動力；一旦有了政府的保障，反會令經濟停滯不前；歐洲已出現這種情況。

他認為：人人應有The right to a good education.但這亦需要龐大的財政資源去支持，經濟落後地區，高叫口號也不會出現。

歐美國家為讓人民有這些權利，已欠下還不完的債，禍延後代。落後國家的人民，則為爭取這些權利，忙於搞政治運動，反而無餘力去發展經濟，令這類權利更加難實現。近年香港亦有愈來愈多的人，只談政治，鄙視經濟；一談GDP就被視作政治不正確。他們忘記了，第二權利並非與生俱來，而是要GDP發展到一定水平，社會才能提供的。

(轉載自2013年4月23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聘用外勞與人權疆界

http://hk.centanet.com/home/ArticleHandler.aspx?id=47201

HIT登廣告說：碼頭工人的待遇不差，有二萬元港幣一個月。但碼頭工人指這個數字不正確，他們一般只有一萬四千元一個月。但最大的問題是，香港人嫌一萬四千元少，但內地人卻三四千元也願意做同樣的工作。結果，內地的貨櫃碼頭，其營運成本都比香港低，內地的產品將愈來愈多會利用內地的貨櫃碼頭出口，不一定再經香港的貨櫃碼頭轉口。

現時，香港貨櫃碼頭處理的貨品中，尚有七成是屬於轉口的，這些轉口貨品遲早會改用內地的貨櫃碼頭；而香港的碼頭設施，遲早會投閒置散，碼頭工人的工作崗位，亦會不斷流失。工會為工人爭取到更高的工資後，只會加快崗位流失的速度。

香港若要保住自己的貨櫃運輸業，唯一的出路是學新加坡那樣聘用外勞。新加坡能將部分需要廉價勞工的行業保下來，就是因為肯讓企業聘用東南亞的外勞。

新加坡現時有35%的勞動力是由外勞提供的，這不但沒有搶走新加坡公民的工作機會，而且令一些本應在新加坡消失的行業，還能保住些高管與高技術的職位，提供給新加坡公民來擔當。新加坡公民的失業率，反而因開放的外勞政策，而長期保持在3%至5%水平。

香港的貨櫃運輸業，如果非用本地人不可，必須隨着大都會的生活水平提高而加工資，否則就會出現今次這樣的工潮。但工資增加後，生意就會被其他地方搶走，工人最終也會失業。但如果容許聘用外勞，由於外勞的家人在原居地的生活水平較低，外勞會願意接受較低的工資，香港的貨櫃業或許因而可以保得住。而業內的一些高級職位也因而可以提供香港人就業。這不是比貨櫃業在香港消失更好嗎？

香港的政黨，大部分都不贊成輸入外勞(除了家庭傭工)，原因是他們擔心在選舉時失去廣大打工一族的選票。其實，這種本地保護主義的做法是徒勞無功的。在全球一體化之下，保護主義只會令資金流走，產業轉移，工人最終一樣會失業。香港人要留在香港過大都會的生活，必須掌握高增值的技能與知識；政客和工會只能保護工人一時，並非長遠之計。大家只要看看底特律汽車工人的命運就知道了。

其實，全世界工人都同一命運，應該互相協助。如果人權真的如政客所說應無疆界的話，非本地勞工是否也應該有基本人權？為甚麼不容許他們有遷徙的自由？不容許他們有選擇自己工作的權利？所以我很懷疑那些經常自稱是地球村公民的政客，是否真明白國際主義的真諦？

現實是：開放聘用外勞，不但有利本地經濟發展，並且可以為本地人留住更多高檔工作職位，以及為有剩餘勞動力的地方提供工作機會，讓當地人可過更好的生活。

(轉載自2013年4月22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外判與國際分工

http://hk.centanet.com/home/ArticleHandler.aspx?id=47176

勞工組織對外判模式深惡痛絕，覺得這是剝削工人的極至手段。明明是在賺大錢的企業，只要把部分工序外判。就可以推卸它對基層員工的社會責任。外判往往令基層工人難以衡量創造出來的價值，因而沒法爭取自己應得的勞動報酬。

 

大企業利用外判商之間的競爭，往往可以促使一些外判商以低於成本的價錢來接生意。這不是天方夜譚，有些外判商為了與大企業建立伙伴關係，會願意蝕頭賺尾，希望大企業嘗試過他們的服務後，以後會願意付「物有所值」的價錢。

 

在這種策略下，外判商自己也是以虧損的模式經營，他們哪有條件善待自己的員工？此之所以外判模式普及後，基層工人的待遇每下愈況。這種情況在公營機構外判工作時尤為明顯。

 

在外判工作剛開始流行的時候，很多香港人並沒有意識到它可以有這麼大的遺害，在報章上還經常可以看到推介外判模式的文章。譬如Dell的零庫存，不用自己買原料生產的模式，就備受推崇。其實，Dell的高效益只不過是藉自己的品牌，把風險推給外判商吧了。至今，我們商學院裏的老師，仍在興致勃勃地向學生講外判的優勝競爭力；而投資專家則一樣樂於予外判成功的公司更高的評分，積極向股民推薦這些公司的股票。

 

在這種大環境下，香港人自然一方面罵富士康刻薄工人，搞到工人要跳樓；但另一面又欣賞喬布斯，爭着買蘋果的新產品；覺得蘋果能成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實在了不起。香港人忘記了，蘋果其實也是靠外判賺錢；一部iPhone售600多元美金，蘋果給外判商的生產費可能不足30元，這叫外判商如何善待工人？

 

現實是全球的大企業都在積極增加外判的比重。他們把勞力密集與污染性高的工種，盡量外判給發展中國家去做，以便盡量提升自己的利潤；卻反過來批評發展中國家對工人不人道，還指控發展中國家污染環境，其實他們才是罪魁禍首。

 

透過外判式的國際分工，發達國家無需建立殖民地，一樣可以盡用全球的廉價勞動力，令自己國家的人民免受通脹之苦。與此同時，他們還可以把自己擁有的品牌與知識產權拿到世界各處去換錢，接近做無本生意。

 

為此，他們制訂出種種價值理念與遊戲規則，並在輿論上予以配合，在學術研究上予以支持，必要時甚至會出動武力予以維護，以保障全球化的國際分工不會被破壞。

 

因此，香港的碼頭工人最多只能爭取到高一點的工資，卻無法動搖外判的法制框架。這牽涉大國的利益，不容香港工人說了算。究竟哪種工作該有較高的增值，話語權仍操控在大企業手裏。按照市場不容改變的遊戲規則，工人想改善自己的生活，與其罷工，不如嘗試掌握一些被列作更高增值的技能，找份更有前景的工作。

(轉載自2013年4月19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為甚麼工人應有罷工權？

http://hk.centanet.com/home/ArticleHandler.aspx?id=47152

罷工，按經濟理論來說，也是一種集體價格協議。一群工人聯合起來，協議非達到某個價格，齊齊不賣自己的勞力，逼資方在沒有選擇之下，接受勞方的價錢。這種做法其實與商戶聯合起來，訂定價格協議，逼消費者就範一樣，本質上與卡特爾沒有分別。

 

至於香港工會現時正在爭取的集體談判權，如果沒有一種機制，要求工會先獲得最大多數工人授權，才可以有效進行的話，很容易變成一種壟斷行為。美國的工會的發展史證明，工會替工人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力，很容易被政客，甚至是黑社會惡棍所壟斷，工人的利益反會被出賣。此之所以，美國國會後來通過Taft- Hartley Act，對工會的權力進行一定的限制，令美國總統可以為了公眾的利益，限令罷工工人復工；名為冷靜期，實際上損害了工人的罷工權利，令工人的罷工目的更難達到。

 

我雖然身為老闆，但仍認為社會應賦予工人罷工的自由，並立法予以一定的保障。因為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個別工人很難與資本家討價還價，必須採取集體行動，才可以避免遭到資本家欺負。

 

個別工人之所以會在談判時處於劣勢，是因為生產工具掌握在資本家手裏。有資本才可以買廠、機器、原料，才可以僱用工人進行生產。個別工人根本沒有獨力生產，與有資本的人進行競爭。在這個層面，市場機制是不會起作用的。

 

資本家要聘請工人並不難，因為勞力不似資本那樣可以積累；今天的勞力必須今天賣出，否則就會作廢；明天只能賣明天的勞力。因此，工人都得盡快把勞力賣出；趕著要賣，就叫不起價。資本家可以向工人預訂他們的勞力，令他們在談判桌上有很大的優勢。

 

工業革命之後，機械化的大規模生產取代了個體生產。沒有資本的人，除了出賣勞力之外，根本沒有其他出路，只得接受資本家的剝削。當初，法律只保護私有產權，卻不保護工人的權利，令資本家可予取予攜。他們付出的工資，僅夠工人可以明天繼續開工。工人的命運，有時比奴隸還不如。奴隸屬主人的財產，病了還可以看醫生，因為主人會保護財產。但工人只能把自己的勞力零售，病了不能工作，就會被解僱，無以為繼。

 

一個社會，總不能只讓少數資本家搵到盤滿缽滿，肥到襪都著唔到，而大多數工人卻生活在水深火熱中；這樣的社會一定不會安寧。盲目而憤怒的工人，會襲擊老闆，破壞生產工具。有組織有理論的，會革命奪權，搞集體擁有制。這些都不是社會最佳的出路。

 

因此，我贊成讓勞工階層的利益在社會上可以得到一定的反映。容許工人罷工，是對資本家優勢的一種制衡。但工會亦不應借人多勢眾，就任意破壞生產力，或逼不想罷工的人參與罷工。工會在爭取行業工人利益的同時，也要照顧社會整體利益，以及不可侵犯其他人的選擇自由。

(轉載自2013年4月18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勞方爭取權益的理據

http://hk.centanet.com/home/ArticleHandler.aspx?id=47130

在勞資糾紛中，爭拗的焦點離不開金錢報酬與工作環境。資方通常會以市場經濟為藉口，認為工人可以「東家唔打，打西家」，沒理由逼僱主一定要以某種待遇僱用工人。而勞方則指控老闆賺大錢仍刻薄工人，要工人過牛馬一樣的生活。

 

葵涌碼頭工人工作時間長，很多時要連做24小時，連食飯與大小便都得在吊貨櫃的操控箱內解決。當社會得悉工人需在如斯惡劣的環境下工作時，自然傾向同情工人，不會支持資方。

 

罷工工人把矛頭直指李嘉誠，是因為李嘉誠人人皆識，知道他非常有錢，凸顯他有善待工人的能力。如果工人把矛頭指向聘用他們的外判商，就達不到這種效果，因為外判商多是工人出身，包工的利潤不多，很難改善工人的待遇。因此，工人必須把碼頭營運商HIT拖落水，逼HIT予外判商更優惠的條件，才能有機會改善自己的待遇。工人這樣做無可厚非。

 

以李嘉誠的富有，去凸顯工人的被剝削，屬挑撥階級矛盾的手法，中共在奪取政權時亦經常使用。因為社會上打工的人多，做老闆的人少，只要訴之以情，就可以爭取群眾支持。即使在今天的香港，也很容易奏效。然而，工資是否合理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還得看工人在工作中的增值，是否足以抵銷老闆的付出；不能因為老闆有錢，就認為是剝削。那豈不是應把有錢的人的財富拿出來共產才對。人類做過這方面的實驗，效果並不良好。

 

因此，勞方在爭取權益時，亦不會單指控老闆有錢；他們還會引入另一種概念，就是工人也應有基本人權——一個努力工作的人應獲得基本生活的保障，其工資須足以提供起碼的衣、食、住、行與適當文娛活動。不過，何謂適當？何謂足夠？不同的人常有不同的標準，不容易取得共識。

 

以上的基本權利，最初由羅斯福總統在號召人民一起對抗大蕭條時提出。最初只屬許諾予人民的未來願景，後來進一步立憲成為第二權利法。現時國際社會亦視此為基本人權的一個組成部分。

 

不過，美國至今仍有學者對此有異議；他們擔心行使第二類權利時可能會損害第一類權利。

 

第一類權利可視為人民既有的權利，如發言權、結社權、私產權等；政府的工作是防止這些權利無故被剝奪。但第二類權利卻不是防奪性的，而是提供性的，需要動用龐大社會資源去支持的；但羅斯福總統沒有講清楚，提供資源的責任誰屬。結果政府只能靠徵重稅(實質上侵犯私產)，及把不認同這種做法的思想視作政治不正確，予以一定的抑制，令人民的第一類權利受損。

 

現時世上的福利制度，大都是按第二類權利制定出來的，但由於福利愈設愈多，即使把所有富人的錢拿出來歸公，都沒法在全球的範圍裡落實第二權利法。工人要爭取權益，將來能否繼續以第二權利為依據，已成疑問；因為大環境可能會促使美國重新修訂第二權利法。  

(轉載自2013年4月17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從碼頭工潮看理念衝突

http://hk.centanet.com/home/ArticleHandler.aspx?id=47101

葵涌貨櫃碼頭的工潮仍未結束，勞資雙方在政府的調解下，雖然願意坐下來談判，但至今未能達成協議。

正如大部分的工潮一樣，勞資爭拗的集結點不外是工人的報酬問題。資方的理念是工資應按市場供求來決定；勞方主張工作所得報酬應讓工人可以在社會裡過有保障及尊嚴的生活。

剛逝世的戴卓爾夫人，就是主張用市場機制去解決勞資糾紛的。她認為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積弱，皆因過度重視勞工權利，而不理經濟後果。她待自己的權力鞏固後，就立即展開對工會的打壓。她批評搞罷工的人是國家的敵人，動用公帑派特務潛入工會，搜集工會的不當行為，成功立法阻止工人作野貓式罷工，禁止罷工的組織者妨礙不願參加罷工的人上班，限制與罷工行業無關的工會，為支持「兄弟」而搞聯合罷工。她把大量公營企業私有化(效果如同外判)，令工會不可以把矛頭指向受議會制約的政府，而只好與由董事會決策的企業作鬥爭，工潮成功的難度大增，工會因而難以吸引工人加入。最後，在一場曠日持久(拖了約一年)的煤礦工人大罷工中，戴卓爾夫人誓不讓步，工會無法得逞，元氣大傷，從此抬不起頭來。

戴卓爾夫人的這種強硬政策，成功令英國的經濟逐步恢復動力，工人的生活反比依靠工會爭取權益時過得更好，英國人遂覺得戴卓爾夫人扭轉了英國走向沒落的命運。

這些客觀的成果，令一向以爭取工人權益為己任的工黨，亦不得不改弦易轍，以戴卓爾主義修訂自己的黨綱。貝理雅若非自認是戴卓爾夫人的門生，就不容易以工黨領袖的身份做英國首相。

隨著蘇聯的解體，世人對社會主義理念更加失望，戴卓爾夫人這套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就更大行其道。本港的某些有份量媒體，當年都有為這套理念敲鑼打鼓；取態與現時堅定地站在工人一邊的立場很不一樣。

HIT的董事總經理嚴磊輝，可能就是年青的時候看香港的報紙看得多，又不理解他們已轉變，所以見媒體的時候，仍大談市場機制，說工人如果覺得辛苦，有自由選擇轉工，不一定要繼續做落去；結果引來傳媒圍攻，從此不敢再發一言。

如果單看媒體的評論，現時的確是支持工人權益一派當道。但由於在整個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媒體都在宣傳戴卓爾主義，所以在那個年代成長的香港人，都不免像嚴磊輝一樣受了這種思潮影響。他們沒有公開發聲，不等如他們已經改變主意。這批人很多仍身處企業高層管理的位置，對社會仍有很大的影響力。

至於支持工人的理念，由於篇幅有限，只好留待明天再談。

(轉載自2013年4月16日am730C觀點)

C 觀點 : 貨櫃業競爭力漸失 碼頭工人前景堪虞

http://hk.centanet.com/home/ArticleHandler.aspx?id=47058

本文見報時，葵涌貨櫃碼頭的工潮尚未結束。但無論工人在今次罷工中爭取到多少眼前的利益，今次工潮將加快香港貨櫃碼頭業的沒落，碼頭工人最終也會成為受害者。

香港的貨櫃碼頭業，在九十年代的中期，曾經在世界首屈一指，吞吐量大過鹿特丹與新加坡。原因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出口能力大增，而中國自己的碼頭建設落後，不勝負荷，只好把出口貨品運來香港出口。

碼頭工人至今仍念念不忘當年工資比今天還要高，卻沒有意識到時空環境已變。工人會覺得，自己工作比以前一樣努力，替資方帶來的增值不應該比以前少，但資方付出的工資反比以前少，這不是刻薄無良是甚麼？所以他們罷工罷得理直氣壯，亦因此而獲得輿論支持。

然而，工人看不到，香港貨櫃業的競爭力並沒有多少是建基於他們身上。貨櫃碼頭需要龐大的資本投資，當年內地未有積累到這麼多資金建貨櫃碼頭，而李嘉誠卻肯出錢在香港投資，香港才可以比人家早走一步。加上香港有較好的國際聯繫與營商環境，才令我們的貨櫃業有勝人一等的競爭力。在這方面的貢獻，碼頭工人比不上法律界、會計界、電腦界、進出口界、以至保險界的從業員，所以要價能力不高。

碼頭工人的專業要求不高，容易培訓，容易替代，一當貨櫃業遇到外來的競爭時，經營者為了繼續接到生意，唯有設法降低成本，這是碼頭工人的報酬下降得比其他專業人士快的主要原因。

現實的情況是，香港建好9號貨櫃碼頭後，政府遲遲未有把10號碼頭拿出來招標，擔心沒有人肯投。原因是我們現在的設施已經產能過剩，而市場佔有率卻在不斷下降，前景絕不樂觀。

另一方面，內地在長三角、珠三角、渤海灣都在大量增建貨櫃碼頭。他們建設得比我們快，成本比我們低，收費比我們平，距離生產基地又比我們近，我們憑甚麼與他們競爭？

有人還以為，香港有天然深水港，又有國際關係，再加上管理效益，仍有能力與內地競爭。現況是世界各國都想直接跟中國做生意，中國的出口已不一定要經香港。上海坐落在充滿淤泥的淺灘，但它可以在離岸遠處建人工島自設深水港，用公路橋連接起來，運作成本不比香港高。至於管理能力，萬科地產、淘寶網站、順豐速運等，都顯示內地在管理上已不弱於香港。

今次碼頭工人或可以藉着民情的支持，迫碼頭的營運商讓步。但如果投資者覺得回報不理想，他們就會把資金投向回報更好的地方。香港的資金不但會投鹽田港，還會投遠至巴拿馬的貨櫃碼頭。這樣發展下去，碼頭工人的工作機會就沒法增加，可爭取到的工資也相對有限；不如盡快學習新技能，及早轉工為妙。

(轉載自2013年4月15日am730C觀點)